文治三十年的春风裹着紫金山的新绿，漫过明孝陵的红墙时，朱标正站在文华殿的迁都舆图前。御笔蘸着朱砂悬在“北平”二字上方，迟迟没有落下，宣纸上已晕开个浅红的圈，像枚卡在半空的印章。
“又是漕运出了岔子？”朱允烙捧着八百里加急进来时，正听见朱标低低的咳嗽声。文书上写着运河徐州段溃堤，十万石北上的木料困在半途，北平宫城的梁柱工期怕是要耽搁。这已是迁都之议第五次受阻——前有陕西旱情，后有江南盐商罢市，每次都卡在最关键的节点，查来查去总说是“天意”。
朱标放下笔，指节叩着舆图上的大运河：“哪有那么多天意？”他咳得更急了，帕子上沾着点淡红，“南京城的勋贵们，早把江南的田产盘成了根，哪肯轻易挪窝。”朱允烙没接话，只将于谦新拟的《漕运应急策》放在案上，里面写着改走海路从天津卫登陆，虽险却能节省二十日航程。
那年夏天，朱标的头晕愈发频繁。一次朝会上讨论迁都章程，他忽然按住额角，龙椅的扶手被攥得发白。退朝后太医诊脉，支支吾吾说是“忧思过甚，伤及根本”。朱允烙守在偏殿，听着父亲在里间低咳，忽然想起洪武二十五年，常娴兰也是这样咳着咳着就去了。
“烙儿，”朱标次日叫他到御书房，指着堆积如山的奏折，“这些，你替朕批吧。”他摘下腰间的玉印递给儿子，印纽上的龙纹被盘得发亮，“给你三年时间，好好学着。”朱允烙接过玉印时，指尖触到父亲掌心的温度，比往年凉了许多。
文治三十一年的雪落得格外早。朱允烙在户部核查北平宫城用度，于谦捧着账册进来，鼻尖冻得通红：“殿下，工部报的琉璃瓦价，比市价高了三成。”他翻开账页，用朱笔圈出几个名字，都是南京城里的勋贵商号，“他们说‘迁都用的料该用最好的’，实则在里头掺了沙子。”
朱允烙盯着那几个名字，忽然想起父亲说的“人心”。他提笔在账册上批：“着于谦彻查，凡虚报冒领者，不论勋贵，一律交刑部。”于谦抬头时，正撞见太子眼中的冷光——那是当年在紫金山崖下，朱允烙看着朱允熥棺木时的眼神，只是如今多了几分沉稳。
查案的日子里，朱允烙常和于谦在东宫议事到深夜。江婉荣送来的点心总放在案边，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于谦看着太子一边给朱文坡改功课，一边听他汇报案情，忽然明白为何朱标敢把江山交出来——这人能在慈父与能君的角色里无缝切换，像块被岁月磨得温润却不失棱角的玉。
文治三十二年春，朱标已经很少上朝了。他把御书房的钥匙给了朱允烙，自己在御花园种兰草。朱允烙每次去看他，都见老人蹲在花圃前，手里的小铲子慢慢翻动泥土，像在侍弄整个天下。“北平的宫墙，该砌到第三层了吧？”朱标头也不抬，声音轻得像风。
“是，于谦说用了山东的青石，比南京的砖硬三分。”朱允烙蹲在他身边，帮着扶正歪了的兰草，“只是江南的漕粮还是走不顺，那些商号……”
“不用急。”朱标打断他，指尖沾着泥土，“等你坐到那个位置上，他们自然会顺。”阳光穿过他的白发，在草叶上投下细碎的金斑，“当年你皇祖父杀了那么多人，才镇住局面。朕不想杀人，只能等你们这些年轻人，用新法子慢慢磨。”
文治三十三年的祭礼格外隆重。朱标穿着衮服站在太庙，祭拜朱元璋和马皇后时，膝盖弯了三次才跪下。朱允烙扶他起身，感觉父亲的身体轻得像片叶子。回程的銮驾里，朱标靠在软垫上，忽然说：“明日起，你代朕祭天吧。”
六月二十四日夜，东宫的烛火刚熄。朱文坡和朱文堂在偏殿睡得正香，朱文尘的摇篮里还晃着江婉荣绣的虎头枕。朱允烙刚躺下，就听见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朱标的贴身太监，捧着明黄的圣旨，声音抖得像筛糠：“陛下……陛下召太子即刻御书房见驾。”
江婉荣披衣起来，替他系好玉带。那玉带是朱允熥的旧物，如今被朱允烙磨得更亮了。“小心些。”她替他理了理衣襟，指尖触到他后背的箭伤——那是文治二十八年北巡时，刺客的箭擦过留下的，“父皇许是有要事。”
御书房的灯亮得刺眼。朱标坐在楠木椅上，面前摆着个紫檀木盒子，黄绸裹得严严实实。他看见朱允烙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声音比白日里沉了许多，带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
朱允烙刚坐下，就听见父亲问：“烙儿，若你当了皇帝，想用什么年号？”
他猛地抬头，烛光在他瞳孔里跳了跳。御书房的漏刻“滴答”响着，像在数他沉默的时辰。“父皇，”他起身跪下，额头抵着青砖，“儿臣不敢僭越。父皇春秋鼎盛，儿臣愿永远辅佐父皇。”
朱标笑了，笑声里带着咳：“朕让你说，就说。”他拿起案上的茶杯，茶早凉透了，“当年你皇祖父问朕，朕说‘文治’，他说‘好，治世先治心’。”
朱允烙沉默片刻，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发飘：“儿臣想……与民同乐，共创圣贤，就叫‘乐贤’吧。”他想起于谦案头的《圣贤语录》，想起江婉荣办的育婴堂，“愿天下有识之士皆能得志，百姓无冻馁之苦。”
朱标点点头，茶杯放在案上，发出轻响：“那储君呢？你想立谁？”
“按祖制，立嫡立长。”朱允烙答得干脆，“朱文坡虽是长子，但需历练。儿臣会教他读书、骑射，让他明白江山不是龙椅，是百姓的田埂。”
“皇后呢？”
这个问题让朱允烙的喉结动了动。他想起洪武二十五年，江婉荣穿着粉色襦裙，在扬州的码头替他挡箭，鬓边的银簪掉在地上，磕出个缺口。“自然是婉荣。”他声音轻了些，“她从洪武二十五年陪我至今，苦过、险过，从未变过。”
朱标看着他，忽然叹了口气。御书房的烛火被风吹得晃了晃，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重叠的画。“好了。”他弯腰拿起那个紫檀盒子，推到朱允烙面前，“朱允烙领旨。”
朱允烙叩首接旨，指尖触到盒子的木纹，冰凉坚硬。朱标慢慢打开盒子，第一层是柄帝王剑，鞘上的金龙吞珠纹在烛光下闪着冷光——那是朱元璋当年定天下时用的，剑穗还是马秀英绣的。“这剑，先给你。”
朱允烙双手接过，剑身在鞘里轻颤，像有千军万马在嘶鸣。
第二层是玉玺，盘龙纽上沾着点朱砂，是朱标用了三十三年的印，当然不能是缴获元朝的那一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掌了这印，就不能再回头了。”朱标看着他，眼神里有不舍，也有释然。
第三层是虎符，一分为二，左半刻着“调兵”，右半刻着“遣将”。“北京的兵，南京的营，天下的兵马，都在这符里。”朱标拿起右半虎符，塞进他手里，“别学你皇祖父杀太多人，但也别学朕，总想着息事宁人。”
最后一层，黄绸下裹着的是退位诏书。朱丝栏里的字，是朱标亲笔写的，墨迹还带着点潮：“朕在位三十三年，赖天地庇佑，百姓安康……太子朱允烙，仁孝聪敏，可承大统……”
朱允烙的目光刚扫过“退位”二字，“咚”地一声跪在地上，诏书从手里滑落。“父皇！不可！”他声音都变了调，额头在青砖上磕出红痕，“儿臣不行！父皇您……”
“起来。”朱标打断他，声音忽然严厉起来，“当年你皇祖父让朕继位，朕也推了三次。这是规矩，也是让天下人看看，朱家的江山不是抢来的。”他捡起诏书，重新放在朱允烙面前，“明日，在谢晋面前，把该走的程序走完。”
朱允烙望着父亲鬓边的白发，忽然想起洪武二十五年的秋狝，朱标骑在“赤焰”马上，披风在风里展开，像面不落的旗。如今那面旗要交给他了，重得让他膝盖发颤。
“儿臣……遵旨。”
次日清晨，内阁首辅谢晋被请到御书房时，见朱允烙跪在地上，朱标坐在椅上，面前摆着退位诏书。“谢爱卿，”朱标指了指诏书，“你做个见证。”
朱允烙第一次推辞时，额头磕出了血：“儿臣德薄，恐难承天命。”
朱标没说话，只把帝王剑往他面前推了推。
第二次推辞，他提起朱文坡：“长子尚幼，儿臣当以教导为要。”
朱标拿起玉玺，放在剑旁。
第三次推辞，他哽咽着说：“父皇健在，儿臣若继位，天下人会说儿臣不孝。”
朱标终于起身，将虎符塞进他手里：“朕意已决。你若真孝，就把这江山守好，比什么都强。”
谢晋在旁高声唱喏：“太子三辞三让，合乎礼制，请太子登位！”
文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奉天殿的朝钟敲了三遍。文武百官按品级站定，看见朱允烙穿着十二章纹的龙袍，从偏殿走出。那龙袍是新做的，却像是穿了许多年，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
朱标坐在殿侧的梨花椅上，穿着件月白常服，胸口用银线绣着条盘龙，龙头朝下，像是在注视着新帝。当朱允烙走上丹陛，接过谢晋递来的玉玺时，他忽然笑了，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传朕旨意”朱允烙的声音在殿梁间回荡，带着金銮殿特有的沉厚回响，“文治圣德昭昭，朕承父皇训示继位已定。新旧迭代之际，当以安固社稷为要，镇护万邦一统。今观天下方盼更新，自明年正月始，改元‘乐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阶下的于谦，扫过站在文官列尾的朱文坡的老师，最后落在殿侧的父亲身上，“即日起，北平宫城续建，仍由于谦总领其事。”
阳光从殿顶的藻井照下来，落在新帝的龙袍上，泛着金光。朱标看着儿子的背影，忽然想起洪武二十五年，那个在紫金山猎场，为朱允熥坠崖而红了眼的少年。如今，他终于长成了能撑起这片江山的模样。
御座后的“正大光明”匾额，在晨光中闪着光。朱允烙握着玉玺的手，稳得像块磐石。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乐贤”不仅是年号，是他对天下的承诺，也是对父亲、对那些逝去的人，最好的交代。
乐贤元年正月初一的晨光，漫过奉天殿的金砖时，朱允烙握着玉玺的手还带着昨夜未散的檀香。司礼太监展开第一道诏书，声音穿透殿宇：“尊文治帝朱标为仁圣太上皇，居南京故宫；加尊常娴兰为慈善太后，入享太庙。”
朱标坐在殿侧的梨花椅上，看着儿子转身朝自己叩首，月白常服的袖口扫过金砖上的纹路——那是洪武年间匠人凿的，如今嵌着三十三年的霜。他忽然想起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退位时也是这样的晨光，老人把皇冠放在他手里，说“标儿，这声‘太上皇’，比‘陛下’重”。
退朝后，朱允烙在文华殿拟第二道诏书。江婉荣站在案边研墨，墨锭磨出的光晕里，她鬓边的银簪还是洪武二十五年扬州挡箭时的那支，缺口处补了点金。“立后诏书，该用朱砂。”她把朱砂盒推过去，指尖触到他腕间的玉串——那是常娴兰生前给的，说“婉荣性子稳，能护着烙儿”。
诏书颁下时，江婉荣穿着翟衣跪在丹陛上，玄色裙摆绣的十二对翟鸟在晨光里振翅。朱允烙走下阶扶她，见她袖角沾着点香灰——是今早去慈宁宫拜祭常娴兰时蹭的。“往后这凤印，就交给你了。”他声音轻得像风，“当年母亲说，后宫安，天下安。”
第三道立储诏书宣读时，朱文坡正站在殿前的毡垫上。六岁的孩童穿着量身裁制的小蟒袍，领口的盘扣系得一丝不苟，由内侍轻轻扶着胳膊，努力挺直小小的身板。他手里攥着支青玉笔，是昨夜朱标特意让人送东宫的，笔杆被他手心的汗浸得温润。
“立嫡长子朱文坡为皇太子，择吉日开蒙，入文华殿读书。”朱允烙的声音在殿内回荡，朱文坡虽还不太懂“皇太子”三个字的分量，却听出父亲语气里的郑重，跟着内侍的指引，规规矩矩地跪下叩首，小膝盖磕在金砖上，发出轻而脆的响。
朱标坐在殿侧，看着重孙仰起的小脸——眉眼像极了朱允烙，唯独那股子认真劲儿，倒有几分常娴兰当年的影子。他笑着起身，缓步走下丹陛，从袖中摸出块虎形玉佩。玉佩是洪武年间朱元璋赐他的，玉质温润，虎目处嵌着点赤翡，在晨光里闪着暖光。
朝堂的余温还没散，朱允烙已在御书房召见于谦。案上摆着北平宫城的最新图纸，于谦用红笔圈出“承天门”三个字：“殿下，哦不，陛下，此处需加高三尺，方能彰显‘天子守国门’的气脉。”他话音刚落，朱允烙已提笔批“准”，墨迹透过纸背：“着于谦为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总领迁都事宜，凡阻挠者，先斩后奏。”
于谦叩首时，额头撞在金砖上的响，比当年在工部库房辨砖瓦时还脆。他想起文治二十六年那个雪夜，太子蹲在沙盘前说“先生的才，该安天下”，如今这话落了地，他袖中那份《漕运改道策》还带着体温——那是昨夜改到三更的，要让北上的木料三月内抵北平。
乐贤元年二月，谢晋递上辞呈时，御花园的梅刚落尽。老人的手在奏折上抖，字歪得像秋风里的叶：“老臣眼花了，看不得账本上的数了。”朱允烙接过奏折，见末尾写着“荐于谦代首辅职”，忽然想起文治三十三年，谢晋在三辞三让时唱喏的声，如今也哑了。“准。”他提笔时，案上的茶还温，“赏谢府万亩田，在南京紫金山下，好让老大人看梅。”
消息传到后花园时，朱标正在常娴兰的牌位前焚纸。火光里飘着张字条，是常娴兰文治初年写的：“烙儿性子柔，得有硬臣扶。”他望着牌位上“慈善太后”四个字，忽然觉得香灰落在手背上，烫得像当年她临终时的体温。
文华殿外的夕阳正往宫墙垛口沉，金红的光漫过青砖地，把官员们散朝的影子拉得老长。杨士奇攥着笏板往回廊柱后躲，刚避开迎面来的礼部侍郎，就被杨溥拽了把袖子——杨荣早靠在朱红柱上，指尖捻着腰间墨色鱼袋，眼神往四周扫了圈，确认没旁人，才低声开口：“别杵着了，有话快说。”
杨士奇这才松了劲，往柱上一靠，笏板“当啷”磕在砖缝里：“你们说这叫什么事！于廷益啊——前两年还是东宫詹事府的左中允，满打满算就个从四品，这才多久？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一肩挑，连内阁首辅的印都给他了！”他越说越急，官帽上的梁冠晃得厉害，“咱们仨，当年从文治帝潜邸就跟着，入内阁熬了十几年，才从编修爬到辅臣，他倒好，连内阁的票拟都没学过，直接就踩在咱们头上了！”
杨溥从袖里摸出块素色帕子，擦了擦额角的汗，声音压得更低：“东里，你小声些。没看见廊下那几个给事中么？手里攥着奏本，眼风都往这边飘呢。”他朝东指了指——果然，几个穿青袍的言官正站在石阶下，看似闲聊，余光却时不时往回廊这边瞥。
杨溥叹了口气：“一朝天子一朝臣，文治帝在时，咱们是倚重，可如今是乐贤帝登基，陛下要的是能办事的人。”
“办事？”杨士奇挠了挠头，指节把官帽上的玉饰碰得响，“他办的哪门子事？不就是当年在工部辨了回砖瓦，给太子递了份漕运策么？现在倒好，迁都这么大的事，连咱们这些摸了半辈子典章的人都没沾边，全交给他了！吏部管人事，兵部掌兵权，再加上内阁首辅，这权柄……”
他话没说完，就被杨荣扯了把。杨荣终于抬了头，眉峰皱着，却没看杨士奇，只盯着远处宫墙上的夕阳：“东里，你糊涂。陛下刚立了太子，又尊了太上皇，眼下最急的是什么？是北平的宫城，是卡在徐州的木料。咱们仨是懂典章，可你能保证三个月把漕运改过来？能让勋贵们不拦着木料北上？”
他顿了顿，指尖在鱼袋上敲了敲，“于廷益当年在工部，敢跟尚书争‘建以致用’，敢在雪夜蹲沙盘画漕运图，陛下要的就是这份‘敢干’——不是跟咱们似的，凡事都要查先例、论资排辈。”
杨士奇张了张嘴，想反驳，却看见杨溥朝他使了个眼色——顺着杨溥的目光，那几个言官竟往回廊这边挪了两步，手里的奏本捏得更紧了。杨士奇心里咯噔一下，想起去年有个御史私下抱怨新政，转天就被陛下叫去御书房，罚了三个月的俸禄。
他赶紧闭了嘴，把笏板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杨溥拉了拉他的袖子，声音软了些：“东里，咱们能留在内阁，还能管着票拟的事，已是万幸了。乐贤帝没像前朝那样，一登基就把老臣全换了，这已是顾念旧情，于谦是陛下的近臣，又是太上皇当年点过的人，咱们跟他争，没意思，也争不过。”他顿了顿，又补了句，“再说，迁都成了，是大明的事，咱们跟着沾光；不成，自有能扛事的人顶着，咱们做好本分，就够了。”
杨荣这时才看向杨士奇，语气缓和了些：“南杨说得对。你没听陛下今天在殿上说的？‘凡阻挠迁都者，先斩后奏’——这话是对着于廷益说的，也是说给咱们听的。别发牢骚了，回去把之前拟的迁都典章整理好，明天递过去，算是咱们的心意。”
杨士奇还想说什么，却看见那几个言官已经转身往御书房的方向走，心里一紧，赶紧点了头。三人顺着回廊往外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叠在砖地上，杨士奇走在最后，回头望了眼内阁的方向——那扇朱红大门紧闭着，他忽然想起文治帝在时，他们仨在里面熬夜拟诏的日子，鼻尖竟有点酸。杨溥回头催了句：“快走，再晚，宫门该下钥了。”
杨士奇这才回过神，紧了紧笏板，跟上两人的脚步。宫墙下的石狮子被夕阳照得暖融融的，可他总觉得，这宫里的风，好像跟昨天不一样了——更急，也更硬，带着股要推着重物往前赶的劲儿，容不得人停下发牢骚。
迁都的章程在乐贤元年的春风里疯长。于谦带着工部的人在北平夯地基，每块青石都刻着“乐贤元年制”；朱允烙在朝堂上点了二十名勋贵，命他们三月内迁家眷北上，“迟一日，削爵一级”。有个老国公梗着脖子抗旨，第二日就见他家的匾额被禁军摘了，理由是“门庭逾制”——那规矩还是洪武年间定的，只是多年没人敢查。
杨士奇擦了擦额头，这才明白于谦自言自语到：“这种事的能人，自己太过守成了，于谦这种干吏品德，不是一般人有的”。杨荣拍了拍杨士奇的肩膀：“明白就好，于谦年轻，大胆，能干，我们都老了，陛下需要的是年轻”。
杨士奇点了点头。南京的御书房里面，朱允烙通过李公公得知他们的对话后，能得到老臣明白，尤其是三杨的理解，就已经做到一半了。就默默的烧掉了言官弹劾杨士奇出言侮辱首辅于谦的折子。杨士奇回到府上后，收到了陛下送来的烧毁的折子灰烬，杨士奇明白了，这一切皇上都知道...自己幸好反应过来了，背后都是汗啊...
七月，朱允烙正式迁都，辞行时，朱标正给常娴兰的牌位换供品。新摘的梅花插在玉瓶里，是从常娴兰生前种的那株上折的。“父皇”朱允烙跪在蒲团上，“北平的宫城好了，儿臣想十月迁过去。”朱标没回头，声音裹在香雾里：“南京的六部，留着给我搭班子？”
“是。”朱允烙递上拟好的章程，“南京直辖于父皇，税赋自收，吏治自决，有大事才递北京。”他指着“后世帝王陵寝皆于南京紫金山”那条，“儿臣已让人圈了地，挨着孝陵，好让朱家的根扎在这儿。”
朱标翻过最后一页，见写着“鼓励后世帝王五十岁后传位，称太上皇，居南京”，忽然笑出泪：“你皇爷爷当年总骂我软，如今你比我还软。”他把章程往案上一放，玉瓶里的梅花落了瓣，“但这软，是朱家的福。”朱允烙说到：“我不希望父死子继，希望父子情深，而且，父皇给的，才能拿，不给，不能要也不能拿。”朱标笑了：“好孩子。”
八月八日的迁都队伍从南京出发时，朱标站在正阳门的城楼上。朱允烙的銮驾碾过门前的石板，那车辙还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北征时压的，深得能卡进半只脚。“父皇！”銮驾行到楼下时，朱允烙掀帘喊，“南京的太庙，儿臣春秋必来！”
朱标挥了挥手，眼角的皱纹里落进些阳光。他转身要下城楼，却见江婉荣抱着朱文坡站在阶下，孩童举着支梅花：“爷爷，带花去北平！”朱标接过花，忽然觉得花瓣上的露水像泪，擦了擦眼：“替爷爷给北平的梅树浇水。”
车队行至徐州时，朱允烙收到南京的信。江婉荣正给朱文坡讲《起居注》，小家伙指着信上的字问“爷爷为什么不跟我们走”。“爷爷要守南京的家。”朱允烙摸了摸儿子的头，信里朱标说“江南的早稻该插了，让户部多拨些种子”，末尾画了个歪歪的梅花，像常氏生前画的。
乐贤二年正月，北平的承天门挂匾额时，朱允烙亲自揭的红布。“天子守国门”五个字在秋风里抖，于谦站在旁说：“石料用的南京明故宫的旧砖，每块都刻着洪武的年号。”朱允烙望着关外的方向，忽然想起朱标说的“北平的风硬，能吹醒骨头里的懒”。
此时的南京，朱标正在紫金山勘陵寝。钦天监的官指着块地说“此处龙脉最盛”，他却摇了头，指着孝陵左近的坡地：“就这儿，能看见你爷爷的碑。”他弯腰捡起块土，混着点梅树的根须——那是常氏种的树，如今根扎得比宫墙还深。
四月，朱标出巡江南十府。坐在画舫里看漕船过瓜洲，忽然见艘船上插着“北京”的旗，船夫正往舱里搬琉璃瓦。“那是给宫城补漏的。”南京兵部尚书在旁说，“乐贤帝说，北平的瓦得用南京的土烧，才不会裂。”朱标望着船尾的浪，忽然觉得这水连着南北，像根扯不断的线。
消息传到北京时，朱允烙正在给朱文坡讲《皇明祖训》。孩童指着“传贤”那条问“皇爷爷是不是贤”，江婉荣笑着替他答：“皇祖父陛下是最贤的，把江山让给爹爹，自己守着老家。”朱允烙望着窗外的雪，北京的雪比南京的硬，落在琉璃瓦上像碎玉。
乐贤二年月末，朱标收到北京的年礼：件白狐裘，是朱高炽猎的；坛汾酒，是朱棣埋的；还有朱文坡写的“祖父”，笔画歪得像刚抽的梅枝。他把字贴在常娴兰的牌位旁，忽然听见正阳门的钟响——是新制的，声传十里，像在喊他回家。
三月的春风里，朱标最后一次登上正阳门。城楼下的马车等着送他去江南巡查，车夫正给马套缰，马蹄踏在石板上的响，和当年朱元璋北征时一个节奏。他忽然想起文治三十三年，朱允烙跪着说“儿臣不敢僭越”，如今那孩子在北平的城楼上，该也望着南京的方向。
车轮转动时，朱标没回头。直到车过护城河，他掀起帘角，见正阳门的城楼越来越小，像块被风吹远的玉。忽然有泪落在手背上，烫得像洪武二十五年常娴兰临终时的手，像文治三十三年朱允烙叩首时的血，像乐贤二年朱允烙喊“儿臣必来”时的风。
他有千言万语——说北京的砖要多晒日头，说江南的稻得勤除草，说朱文坡的字该练横画了——可车轮碾过石桥的响，把话都吞了。只有那朵朱文坡给的梅花，还在袖中发着香，像个没说出口的“好”。
乐贤二年夏天，岭南的瘴气还没散，粤王府的鎏金铜炉里却燃着西伯利亚的寒松。朱允炆捏着那份从北京快马送来的迁都诏书，指节把洒金宣捏出五道深痕，墨迹里“天子守国门”五个字像五只瞪圆的眼，直勾勾剜着他。
“守国门？”他忽然笑出声，笑声撞在嵌满螺钿的屏风上，碎成尖利的碴。案上的青瓷笔洗被扫到地上，水混着墨在金砖上漫开，像滩没擦净的血。“当年父皇废我储君之位时，怎么不说守国门？！”
贴身内侍吓得跪成团，头埋在地上能看见砖缝里的霉。朱允炆一脚踹翻案几，玉如意在龙纹地毯上滚出老远，那是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赐的，柄上刻着的“允执厥中”被他摩挲得发亮——可如今，“允”字辈的天下，竟要挪去那个风沙漫天的北京。
“祖制！祖制何在？！”他抓过墙上挂着的《皇明祖训》，哗哗翻到“定都应天”那条，指腹戳着纸页，指节泛白，“高皇帝定都南京，是因江南乃龙兴之地！他朱允烙算什么东西，刚登基数月就敢移鼎？！”
窗外的木棉树被风刮得作响，像文治六年那个冬夜，吕氏被押出东宫时的哭嚎。朱允炆忽然住了声，转身从妆奁最底层摸出个紫檀匣子，里面是半枚虎符，另一半据说在朱允熥坟里——当年若不是锦衣卫跑的贼快在紫金山发现了朱允熥，这枚虎符本该成对。
“我母吕氏的人，还剩多少？”他声音压得像蛇吐信，内侍哆嗦着报：“回王爷，当年被贬的羽林卫指挥使顾成，如今在广西戍边；户部主事刘顺，去年刚从诏狱放出来，在广州开了家粮铺……”
朱允炆的指甲掐进掌心，血珠滴在虎符上，晕开朵小红花。“传信给顾成，让他把广西卫所的旧部拢一拢，就说本王要‘清君侧’。”他顿了顿，忽然狞笑，“告诉刘顺，把粮铺的米都换成火药，北京要盖宫城？我让他连地基都炸飞！”
三更的梆子敲过，粤王府的密道里飘着霉味。朱允炆踩着石阶往下走，石壁上还留着当年吕云瑶偷偷刻的记号——“炆儿当为天子”。尽头的石室里，五个黑衣人正围着张岭南舆图，为首的是个独眼龙，脸上的刀疤从眉骨划到下巴，是当年跟着吕云瑶争储时被朱标砍的。
“王爷，”独眼龙掀开油布，露出十二门火炮，炮身上的铁锈沾着海泥，“这是从外邦手里买的，能轰开广州卫的城门。”朱允炆摸着冰凉的炮身，忽然想起文治元年，他跟着朱标在南京演武场看炮，那时朱允烙还只是个跟在江婉荣身后的毛孩子，见了炮就躲。
“北平那边有消息吗？”他问。独眼龙递上密信，字迹是于谦的，说“宫城木料需经岭南转运”。朱允炆把信凑到烛火前，看着火苗舔舐“于谦”二字，直到烧成灰烬：“好个于谦，当年在工部就巴结朱允烙，如今倒成了首辅……”
他忽然转身，从怀里掏出张纸，上面是吕云瑶临终前画的人脉图，红圈标着“可用”的名字。“把广东都司的王都指挥使绑来，”朱允炆的指尖划过“王”字，“他欠吕氏三条命，该还了。”
四更天的露水打湿了粤王府的琉璃瓦。朱允炆站在角楼，望着南方的海平线，那里正泊着三艘乌篷船，装着从暹罗买来的硫磺。他摸出枚玉佩，是当年储君的信物，被他摔缺了角，如今用金补着，像道永远不会愈合的疤。
“父皇还在南京，”他对着玉佩喃喃，“等他百年之后……”话音未落，远处传来更夫的吆喝，惊飞了檐下的夜鹭。朱允炆慌忙把玉佩塞进怀里，眼底的疯狂被恐惧压下去——他不怕朱允烙，却怕朱标那双眼，仿佛能看穿他藏在佛堂地砖下的兵甲。
黎明前最黑的时辰，刘顺从粮铺后门溜进王府。他捧着本账册，上面记着“米粮三千石”，实则是三千杆火铳的代号。“王爷，潮州的盐商愿出二十万两，只求事成后让他们垄断北疆的盐运。”朱允炆翻着账册，忽然在“二十万两”旁画了个叉：“告诉他们，要北盐？得拿命来换！”
晨光爬上窗棂时，密道里的火炮已被运走大半。朱允炆坐在空荡荡的石室里，对着那半枚虎符发呆。墙上的影子被烛火拉得老长，像洪武二十五年那个雪夜，他跪在文华殿外，听着里面朱标说“允炆兄心性太躁”。
“躁？”他忽然抓起虎符砸向石壁，“等我率军北上，把北平的宫城改成猪圈，看谁还说我躁！”回声在密道里荡着，惊起群蝙蝠，黑黢黢的翅膀扫过他的脸，像吕云瑶临终前枯瘦的手。
乐贤二年冬，第一批北上的木料经过广州码头。朱允炆站在望江楼，看着工人们把楠木装上漕船。刘顺在旁低声说：“顾成已在广西招了五千旧部，都打着‘护粮’的旗号。”他忽然笑了，往江里扔了块石子，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船工的草鞋。
“告诉顾成，”朱允炆的声音混着江风，冷得像冰，“等木料运到徐州，就‘劫’了它。本王要让朱允烙知道，这天下，不是他想搬就能搬的。”他望着漕船顺流而下，帆上的“北”字在风中猎猎作响，忽然觉得眼眶发烫——那本该是他的龙旗。
回到王府时，内侍捧着份南京来的信，是朱标问他岭南的收成。朱允炆捏着信纸，指尖在“父皇”二字上反复摩挲，忽然抓起朱笔，在旁边写了行小字：“儿臣很好，只盼父皇安康。”写完又觉得刺眼，划了个墨团盖住，墨汁渗过纸背，像滴没擦净的泪。
夜深人静时，他总爱摸那半枚虎符。冰冷的铜面映着他扭曲的脸，像面照妖镜。“等北平的宫城盖到一半，”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就率军北上，把朱允烙从龙椅上拽下来，让他也尝尝，从云端摔进泥里是什么滋味。”
窗外的木棉落了又开，朱允炆的兵甲在佛堂下越堆越多。他知道朱允烙在北平忙着铺金砖、立华表，知道于谦在查漕运的账，知道整个北方都在为迁都奔忙——没人注意到岭南的湿热空气里，正酝酿着一场足以掀翻江山的风暴。
而他，粤王朱允炆，就站在风暴眼里，像头隐忍的狼，等着朱标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天。到那时，他会带着吕氏留下的兵甲，带着岭南的瘴气，一路杀向北平，把“乐贤”的年号踩在脚下，让天下人记着，洪武爷的孙儿里，还有个叫朱允炆的，曾是这江山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