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贤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户部衙门的铜环被晨光镀得发亮。沈至站在商业司门口，手里攥着块素木牌，上面刻着“商事顾问”四个字，边角还带着新刻的毛刺。他穿件月白长衫，浆洗得笔挺，却在一众绯紫官袍里显得格外扎眼——没有官袍，没有玉带，连靴子都是苏州府常见的青布面，踩着户部的金砖地，像粒混进珍珠里的白砂。
“沈先生里边请。”商业司主事王显弓着腰引路，眼角的余光总往他手里的木牌瞟。昨儿个李公公亲自来传话，说陛下特批沈至在商业司设座，虽无印信，却能查阅所有商事卷宗。王显心里打鼓，却不敢违逆，只能把自己靠窗的位置腾出来，案上还留着半杯冷茶，茶渍圈在白瓷碗底，像个没画完的圈。
沈至刚坐下，就见吏员们捧着卷宗往隔壁屋躲，脚步声踩在金砖上，轻得像猫爪挠。他忍不住笑了，从包袱里掏出紫檀木算盘，“啪”地搁在案上，珠子相撞的脆响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
“王主事，”他拨着算珠，声音里带着苏州口音的温润，“陛下让收集天下商户名册，最低到县一级，知县需每月上报，这事您听说了？”
王显手里的账册“啪嗒”掉在地上，他慌忙捡起来，纸页边缘卷了角：“沈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天下商户没有十万也有八万，光登记就得累死半户部的人！”
正说着，李公公的尖嗓子从走廊那头飘过来：“陛下有旨，户部商业司即刻着手编纂《天下商事总册》，各县商户需登记姓名、营生、资本，由知县核验盖章，每月十五汇总至户部，延误者按明民律第 187条论处——钦此！”
商业司的吏员们全停了手，手里的算盘、账册悬在半空，像被冻住的蚂蚱。王显脸都白了，拉着沈至往走廊退了两步：“沈先生，这哪是编纂名册，这是要掀了天下商户的家底啊！知县们能乐意？”
沈至没说话，指尖在算盘上轻轻敲着。他想起朱允烙昨儿个在御书房说的话：“明民律管得住官吏，却管不住商户钻空子。得先知道他们是谁，在哪儿，做什么，律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当时他没懂，此刻看着吏员们慌乱的脸，突然明白了——这名册不是为了查抄，是为了让商法有处可施。
消息像长了腿，半个时辰就传遍了内阁。于谦正在值房核阅漕运账目，听见户部尚书夏原吉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里的账册都歪了：“于大人，您听说了？陛下让沈至搞什么《天下商事总册》，还要各县知县上报，这不是瞎折腾吗？”
“瞎折腾？”于谦放下笔，砚台里的墨汁被震得泛起涟漪，“陛下怕是另有深意。”他摸着花白的胡须，眉头拧成个疙瘩，“只是让知县核验商户，怕是会闹出乱子。地方官本就嫌商事麻烦，这下还得月月上报，少不了敷衍了事。”
夏原吉急得直转圈：“可不是嘛！上个月苏州府报的商户数，比洪武年间少了一半，明摆着漏报！沈至一个商户出身的顾问，哪懂这些弯弯绕？”
“他不懂，咱们得懂。”于谦起身往户部走，官袍的下摆扫过门槛，“去看看再说，若真不合规矩，咱们联名递折子，陛下总得听内阁一句劝。”
两人赶到商业司时，正撞见沈至在给吏员们分拨任务。他把天下州县按地域分成五份，每份旁都标着“需核对税银记录”“参照明民律第 2103条核查营生”，算盘在案上推过来滑过去，珠子打得比谁都响。
“沈先生这是……”夏原吉看着那堆标满小字的地域图，话都噎住了。
沈至抬头，月白长衫的领口沾了点墨：“夏大人来得正好。各县名册需与税银账核对，若商户资本与纳税额对不上，就得按明民律第 3019条查问，这事还得户部同仁多费心。”
“胡闹！”夏原吉的胡子都翘起来了，“你知道核查一遍要多少人手？光是南直隶就有一百零三县，每县至少五十户商户，算下来……”
“五千一百五十户。”沈至脱口而出，算盘噼啪一响，“按户部现有吏员，每人分管二十户，三个月就能核完首轮，往后每月只查新增和变动，不算费事。”他指着明民律，“第 2106条规定商户需主动登记，知县只是核验，真要抗拒不报，纪司可按‘抗法’论处，有何难？”
于谦在旁边听着，没说话，却悄悄打量沈至案上的名册草样——上面除了商户信息，还特意留了栏“是否符合明民律营生规定”，字迹工整，连涂改都没有。他突然想起洪武爷当年搞黄册，也是为了厘清民户，只是没敢动商户，如今陛下让沈至来做，倒真是找对了人。
“于大人，您倒是说句话啊！”夏原吉急了，拉着于谦的袖子，“这规矩不能破！商户名册历来由地方商会掌管，朝廷插手，怕要引起动荡！”
于谦终于开口，声音比案上的墨汁还沉：“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明民律既然说了要管商事，总得知道管的是谁。沈先生的法子虽新，却合乎律法精神，可先在南直隶试行，若真有不妥，再停不迟。”
夏原吉愣住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见于谦朝他使了个眼色。两人走到走廊，老首辅才低声道：“陛下的心思，是想让商法落地。咱们硬顶，反倒显得内阁不通情理。先试行，若知县阳奉阴违，咱们再递折子说难处，陛下自会收回成命。”
夏原吉这才点头，转身回司里安排去了。沈至看着两人的背影，算盘珠子停在半空——他虽没听见对话，却猜得出内阁的妥协里藏着试探。他拿起笔，在名册草样上添了行小字：“每县需附纪司核验签字”，笔尖划过纸页，留下道清晰的墨痕。
傍晚时，言官们果然递了折子，说“商户名册属私务，朝廷不应干涉”，还引了洪武爷“不与民争利”的祖训。朱允烙在御书房看了，没批，只让李公公把折子送到户部，给沈至瞧瞧。
沈至捧着折子，在灯下看了半夜，天亮时递了份回禀，上面写着：“明民律第 1条‘律法面前，官民一体’，商户既在律法管辖之内，朝廷便有权知其名、明其务。若祖训与现行律法相悖，当以律法为准，此乃乐贤六年陛下定的规矩。”
朱允烙看着回禀，笑着对江婉荣说：“这沈至，倒比言官们懂律法。”
江婉荣帮他研墨：“只是知县们怕是不买账，得派纪司去盯着。”
“朕早想到了。”朱允烙提笔写了道密旨，“让周铁带着纪司兵，跟着第一批名册官下去，谁敢敷衍，就用明民律第 187条治他的罪。”
九月十五，第一批名册官带着空白册页离京时，沈至站在户部门口相送。他们手里的册子封皮上，印着沈至亲手写的“明民律第 2103条”，墨迹被秋风吹得微微发颤。王显凑过来，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突然叹了口气：“沈先生，真能成吗？”
沈至拨了下算盘，珠子在晨光里闪着亮：“成不成，看三个月后南直隶的名册就知道了。反正明民律在这儿，纪司在这儿，总有法子让规矩落到实处。”
他转身回司时，见于谦站在廊下，手里捏着份南直隶的商户旧册。老首辅没看他，只望着远处的宫墙：“沈先生，三个月后，若名册上的商户数还不如旧册，内阁会联名请陛下收回成命。”
“自然。”沈至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韧劲，“若真有那一天，沈至自请回苏州开当铺，再也不登户部的门。”
乐贤二十二年十一月的御书房，牛油灯把七个人的影子投在金砖地上，像幅被揉皱的群像图。朱允烙捏着枚青玉镇纸，指腹蹭过冰凉的兽纹，目光扫过躬身的大臣们，最后落在案上的《天下商事总册》上——南直隶的名册已堆成半尺高，红印密密麻麻，像片刚结果的石榴林。
“都坐吧。”朱允烙的声音裹着灯油味，比殿外的寒风还沉。李公公搬来七张梨花木凳，凳脚在地上蹭出细碎的响，惊得香炉里的烟猛地斜了斜。
太子朱文坡挨着朱允烙坐下，白直裰的袖口沾着点墨——刚在东宫核完秋税账册，那些数字像块冰，冻得他指尖发麻。户部尚书夏原吉的绯色官袍紧绷着，坐下时袍角扫过镇纸，发出“叮”的轻响，眼神里的警惕像只炸毛的猫。
“陛下召臣等前来，莫非是为商事名册？”夏原吉先开了口，手指在膝头蜷成拳，“南直隶的册子刚齐，若有疏漏，臣这就去查……”
“不是疏漏。”朱允烙打断他，把镇纸往《天下商事总册》上一压，“是这册子太实了——苏州府商户三千七百六十二家，资本超万两的就有四十二家，可朝廷的税银，还不如一个中等县的农税多。”
殿内的空气瞬间凝成冰。吏部尚书胡安常的喉结滚了滚，官帽上的孔雀翎抖了抖：“陛下的意思是……”
“太祖洪武爷定下的规矩，农税三十取一，工商税免征。”朱允烙的目光像把钝刀，慢慢割开沉默，“可如今北境修边墙要银子，南直隶赈灾要银子，光靠农税，撑不住了。”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朕想问问诸位，这工商税，能不能开？”
“万万不可！”夏原吉猛地站起，官靴在金砖上砸出闷响，“陛下忘了洪武爷的铁牌？‘凡我子孙，不得向商户加税，违者天打雷劈’！这牌位还在太庙供着呢！”
刑部尚书吴中跟着起身，袍角的獬豸补子晃得人眼晕：“夏大人说得是！律法若改，民心必乱！商户们惯会钻空子，一旦开征，他们定会把税钱转嫁给百姓，到时候民怨沸腾，恐生祸乱！”
朱文坡的手指在膝头轻轻敲着。他想起南京粥棚的王秀才算过的账：佃农种十亩地，交完农税只剩半仓粮，可街对面的布庄老板，一年赚的银子够买百亩地，却分文税不交。太子的眉头拧成个疙瘩，喉咙里像堵着团棉絮。
“太子怎么看？”朱允烙突然问，目光落在朱文坡身上。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了过来。朱文坡深吸口气，声音带着犹豫：“儿臣以为……农税确有不足，只是工商税牵扯太广，需得慎之又慎。”他没敢说赞成，也没敢说反对，只把球踢回给大臣们。
夏原吉瞪了他一眼，转向朱允烙：“太子殿下说得是！慎之又慎就是不能开！太祖洪武爷当年定下这规矩，是怕官吏借征税盘剥商户，如今纪司虽能监督，可天下之大，哪能事事顾到？”
“夏大人这话，倒像在说纪司无能。”沈至突然开口，月白长衫在一众官袍里像片孤舟。他从袖里掏出本账册，指尖点着其中一页：“南直隶四十二家万两商户，去年仅自愿捐输的银子就有五千两，若按百分之一征税，可得四千两，足够三个县的赈灾粮。”
“自愿捐输是情分，强制征税是本分！”夏原吉的胡子翘得老高，“你个商户出身的，懂什么朝廷规矩？太祖爷的祖制，岂容你置喙？”
“祖制也得看时势！”沈至没起身，声音却字字清晰，“明民律第一条说‘律法需应时势’，如今农税不足，工商繁茂，若死守‘不征工商税’的旧制，才是违逆祖制的本意！”
“放肆！”刑部尚书吴中拍了下桌子，案上的茶盏震得叮当响，“你竟敢曲解祖制？按《大明律》，非议祖制者，杖八十！”
“吴大人要杖打臣，也得等臣把话说完。”沈至抬眼看向朱允烙，目光里没有惧意，“陛下，苏州府的布商去年赚了三万两，却只交了十两牙税，这公平吗？农户种一亩地交三升粮，商户开一间铺子赚百两银却分文不缴，长此以往，百姓只会觉得律法不公，那才是真的祸乱之源！”
朱允烙没说话，看向于谦：“于首辅怎么看？”
于谦的手指在笏板上轻轻敲着，官帽下的白发泛着银光：“太祖洪武爷立制时，天下商户不足万户，如今已超十万，时势确有不同。只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夏原吉铁青的脸，“祖制如山，若要改动，需得百官共识，百姓拥护，不可操之过急。”
这话像块石头投进水里，溅起层层涟漪。杨士奇立刻点头：“于首辅所言极是。可先在南直隶试行，收税不得超过百分之一，若商户无异议，再议推广。”他话说得软，却把“试行”两个字咬得很清。
“试行也不行！”夏原吉的声音带着哭腔，突然跪了下去，额头撞在金砖上，“陛下！臣追随您二十余载，从未违逆过旨意，可这事……断不可行啊！洪武爷在天有灵，会怪罪的！”
吏部尚书胡安常跟着跪下：“陛下，官吏考核全看农税完成度，若开工商税，定会有人借征税苛剥商户，到时候考核失据，官场必乱！”
朱文坡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位大臣，突然想起南京的税吏——每次收农税都像打仗，商户却笑脸相迎，只因不用缴税。他站起身，白直裰的下摆扫过凳脚：“父皇，儿臣以为，沈先生的账没算错。北境边军的冬衣还缺三成，若能从工商税里出，就能少征一成农税，百姓会感念陛下仁心。”
夏原吉猛地抬头，眼里的血丝像蛛网：“太子殿下！您忘了太祖洪武爷‘藏富于民’的训诫？商户的银子也是民财，岂能强征？”
“不是强征，是均摊。”朱文坡的声音很稳，“农税、工商税都是税，为何农税就该百姓独担？儿臣在南京见过种粮的农户，也见过开当铺的商户，前者汗珠子摔八瓣，后者算盘一响就赚钱，若说公平，这才是最大的不公。”
朱允烙的嘴角浮起抹浅痕，看向于谦：“于首辅，太子的话，你听见了？”
于谦躬身行礼，声音比刚才沉了些：“太子殿下所言，确是实情。只是……需得定下铁规：工商税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由纪司专管，不入户部常规账，单独用于边军、赈灾，且每月公示，接受商户监督。”他顿了顿，补上句，“如此，或可兼顾祖制与现实。”
杨士奇立刻附和：“于首辅的法子稳妥。再加一条，若商户抗税，只可按明民律处置，不得株连，不得抄家，以安商户之心。”
夏原吉还想争辩，却被朱允烙抬手止住：“夏尚书，你是户部尚书，该知道太仓的存银还够支几个月。若不开工商税，明年开春，要么加征农税，要么停发边军饷银，你选哪个？”
这话像把重锤，砸得夏原吉哑口无言。他瘫坐在地上，绯色官袍皱成团，半晌才挤出句：“臣……臣请陛下定税率为百分之零点五，且只征万两以上商户。”
“就按于首辅说的，百分之一，南直隶试行。”朱允烙拿起青玉镇纸，在《天下商事总册》上敲了敲，“沈至，你牵头制定细则，纪司监督征收，每月的账册，朕要亲自看。”
沈至躬身领旨，月白长衫的领口沾着墨，却挺得笔直：“臣遵旨。定当让商户明明白白缴税，朝廷明明白白用钱。”
夏原吉望着案上的名册，突然叹了口气，声音里的倔强全散了：“臣……臣会让户部配合沈先生，只是……若商户闹事，还请陛下别怪罪户部。”
“有纪司在，有明民律在，谁也闹不起来。”朱允烙站起身，龙袍的下摆扫过镇纸，“散了吧。夏尚书留下，朕还有话问你。”
大臣们鱼贯而出，御书房的门关上时，还能听见夏原吉压抑的哭声。朱文坡走在最后，见于谦站在廊下，正望着太庙的方向出神。
“先生，”朱文坡走上前，“您刚才为何不早表态？”
于谦转过身，眼角的皱纹里凝着霜：“殿下，祖制这两个字，压了朝堂百年。若朕先开口，夏尚书定会以为是内阁逼宫，反倒坏事。得让陛下和殿下先说，让他自己想明白，这规矩不是破了，是续上了。”
朱文坡望着远处的角楼，突然明白——朝堂上的事，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像于谦这样的老臣，看似沉默，实则每句话都藏着权衡，既守得住规矩，又留得住变通。
御书房里，朱允烙递给夏原吉杯热茶：“别跪着了。朕知道你难，可祖父当年也说过，‘治国如治家，该花的钱得花，该省的钱得省’。如今工商税就是该花的钱，能让百姓少受苦，他老人家在天有灵，会懂的。”
夏原吉接过茶杯，手还在抖：“陛下，臣……臣只是怕，怕后人学样，层层加税，最后苦了商户。”
“所以才要纪司监督，才要每月公示。”朱允烙看着窗外的雪，“朕给这工商税上了三道锁：税率锁死，用途锁死，监督锁死，谁也别想乱来。”
雪越下越大，把御书房的窗棂糊成了白色。沈至抱着《天下商事总册》往户部走，月白长衫上落满了雪，像披了件素纱。他想起刚才在御书房的争论，想起夏原吉的哭喊，于谦的沉默，太子的坚持，突然觉得这工商税像颗刚埋下的种子，虽顶着冻土，却总有破土的那天。
乐贤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的早朝，太和殿的铜炉烧得比往日旺，松烟香混着百官朝服上的樟脑味，在梁枋间绕出厚重的云。朱文坡站在太子位上，看着阶下黑压压的朝服，后颈的汗顺着衣领往下滑——昨儿个御书房议定的是百分之一，今早李公公递来的圣旨上，却多了行小字：“资本超万两者，税取其二；万两以下者，税取其一。”
“陛下驾到——”
朱允烙的龙袍扫过门槛时，殿内的呼吸齐齐顿了半拍。皇帝的目光在案上的圣旨上停了停，指尖叩了叩金砖：“有事启奏。”
于谦出列的动作比往日快了半步，官帽上的孔雀翎在晨光里闪了闪：“陛下，昨日御书房议工商税一事，内阁已拟好章程，请陛下御览。”他捧着奏折的手稳得像块磐石，声音却比殿外的寒风还清晰，“南直隶试行，分两等征收：万两以上商户，岁入取二；万两以下者，岁入取一。由纪司专管，按月公示，用途仅限边军冬衣与南直隶赈灾。”
阶下突然响起倒抽气的声浪。户部尚书夏原吉的绯色官袍猛地绷紧，像被风鼓胀的帆，他刚要迈步，却被身旁的吏部尚书胡安常拽了拽——老胡的眼神往御座方向瞟了瞟，那意思再明白不过：陛下改了税率，内阁都认了，你还跳什么？
“于首辅，”都御史张震的笏板在手里转了个圈，“昨日议的是百分之一，为何今日增至百分之二？太祖高皇帝的铁牌可没说分等征税！”
言官们像被点燃的爆竹，接二连三地往前凑：
“是啊！万两以上取二，与加税何异？”
“商户资本多寡，如何界定？恐生舞弊！”
“臣请陛下收回成命，仍按百分之一征收！”
朱允烙没看言官，目光落在夏原吉身上：“夏尚书觉得，这两等税合理吗？”
夏原吉的喉结滚了三滚，终是躬身道：“回陛下，分等征收……确比一刀切更显公平。只是……”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需得在章程里写明，万两之限由纪司与知县共同核验，不得由商户自报。”
“准了。”朱允烙的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于首辅，把这条加上。”
于谦立刻应道：“臣遵旨。另，臣请陛下明谕：此税为‘助边税’，非‘常税’，试行三年后再议是否推广，以安商户之心。”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给了皇帝台阶，又给了商户定心丸，连张震都愣了愣，没再往下追问。
朱文坡看着于谦的侧脸，突然明白老首辅的“顺坡下驴”里藏着的乾坤——先认下税率调整，再用“助边税”“三年之限”框住，既让政策能推行，又堵住了言官的嘴。这朝堂上的进退，比南京粥棚的粥还得熬得稠。
“还有异议吗？”朱允烙的目光扫过阶下。
刑部尚书吴中出列，袍角的獬豸补子晃了晃：“陛下，臣请定罚则：商户抗税者，按明民律第一百八十七条‘抗法’论处，笞四十；官吏苛剥者，加倍惩处，抄没家产。”他这是把昨日沈至的话换了个说法，既维护了律法，又给商户吃了颗定心丸。
“准。”朱允烙拿起玉玺，在圣旨上重重一盖，朱砂印泥洇开，像朵沉甸甸的花，“李公公，宣旨。”
李公公展开圣旨，尖嗓子在殿内回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直隶试行助边税，商户按资本分等：万两以上者，岁入取二；万两以下者，岁入取一。由纪司监督征收，按月公示，专用于边军冬衣、南直隶赈灾。试行三年，期满再议。官吏舞弊者，抄家；商户抗税者，笞四十。钦此——”
“臣等遵旨！”百官的山呼震得殿角的铜铃叮当作响，夏原吉的声音里带着点哑，却比昨日御书房的哭喊坚定了许多。朱文坡望着父皇脸上的浅痕，突然觉得这道圣旨像把双刃剑，一面砍向积弊，一面护着根基，而握着剑柄的，正是那些在朝堂上你来我往的君臣。
退朝时，言官们围着于谦争得面红耳赤。张震的山羊胡翘得老高：“首辅大人为何不据理力争？百分之二，这已触了太祖皇帝的红线！”
于谦掸了掸官袍上的灰，声音慢悠悠的：“张御史觉得，是让商户多缴百分之一，还是让边军冻着、灾民饿着？”他往户部方向瞟了瞟，“夏尚书昨夜核了账，按两等税征收，南直隶一年能多征三万两，正好够边军的冬衣钱，农税便可少征一成——这账，御史大人不算算？”
张震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手里的笏板差点掉在地上：“可……可祖制……”
“祖制也得让百姓活命。”于谦转身往内阁走，袍角扫过张震的官帽，“三年后若真出了乱子，老臣第一个请罪。”
户部衙门里，夏原吉正让吏员们修改税册。红笔在“万两”二字下画了道粗线，旁边添上“纪司核验”四个小字。沈至捧着《天下商事总册》走进来，月白长衫在绯色官袍里像片清凉的云：“夏大人，苏州府那四十二家万两商户，纪司已派周铁去核验，三日内便有结果。”
夏原吉没抬头，笔尖在账册上戳出个小洞：“沈先生可得盯紧了，别让他们瞒报资本。万两的钱，差一两都不能算。”他顿了顿，声音软了些，“昨儿个……是老夫固执了。”
沈至笑了，算盘珠子在案上噼啪一响：“夏大人是守规矩，沈至是算活账，本就该互相帮衬。”他翻开名册，指着其中一页，“您看这南京布庄的王掌柜，资本九千九百两，按一等税算，能少缴百两，正好够他给伙计们添件棉衣。”
夏原吉的嘴角终于松了松，接过名册时，指腹蹭过沈至写的批注，突然觉得这商户出身的顾问，比朝堂上那些只会喊祖制的言官，更懂什么叫“藏富于民”。
消息传到南京时，六部的官员正在秦淮河畔宴饮。应天府尹刚端起酒杯，就见驿卒闯进来，手里的信纸湿了半截——被雨打湿的，也被汗浸透的。
“北京……北京要征工商税了？”府尹的酒杯“哐当”掉在地上，酒液溅在同僚的官袍上，“万两以上取二？这……这是要翻天啊！”
户部南京清吏司的主事哆嗦着念完信纸，手指在“纪司监督”四个字上停了停：“还有纪司要来核验资本，说是……说是按明民律第两三百零一十三条来查。”
宴饮的热闹瞬间散了，像被狂风卷过的荷塘。商户们的消息比官员还灵通，南京城的布庄、当铺、酒楼，掌柜们都聚在一块儿，算盘打得比年节时还响。
“我那铺子刚够万两，这不是成心卡我吗？”
“听说纪司的人可严了，连库房的银子都得称！”
“要不……咱们去北京告御状？”
这话刚出口，就被个穿藏青短打的汉子打断——是纪司派驻南京的周铁，手里的铁棍往桌上一顿：“诸位掌柜，明民律第三千零十九条写着呢，有异议可递呈文，聚众闹事按‘抗法’论处，笞四十。”他指了指街对面的布告栏，“新税章程贴那儿了，看不懂的，我给你们念。”
掌柜们看着布告栏上的白石灰字，又看了看周铁腰间的令牌，吵嚷声渐渐低了。有个当铺掌柜突然笑了：“取二就取二吧，总比加农税强——我那佃户昨天还来赎棉衣，说再征粮就得饿肚子了。”
这话像颗石子，在掌柜们心里漾开圈。是啊，商户缴点税，农税就能少点，谁的日子都能好过些。
三日后，北京又传新令：南部五省的工商税由南京代收，累计满四百万两便押汇北京，押解途中若有遗失，经手官吏株连十族。
内阁收到旨意时，于谦正在核阅漕运账目。杨士奇捧着圣旨进来，眉头拧成个疙瘩：“株连十族？陛下这罚得也太重了，恐伤官吏之心。”
于谦看完圣旨，提笔在末尾批了行字：“押汇需纪司与户部共派专员，每程换防，登记在册。”他把圣旨推回去，“重罚才能保万全。四百万两够北境三年军饷，丢了，比伤官吏之心更要命。”
杨士奇看着那行批注，突然明白——老首辅不是不心疼官吏，是更清楚这四百万两背后，是多少边军的性命，多少灾民的活路。
消息传到户部，夏原吉让人打造了百个带锁的银箱，箱身刻着“助边税”三个字，钥匙分由纪司和户部官吏各执一把，缺一则打不开。沈至看着这些银箱，突然对夏原吉说：“夏大人，这箱子该让商户们也看看，让他们知道缴的税，一分一厘都用在正途。”
夏原吉点了点头，让人把银箱摆在户部门口，旁边立块牌子，写着“每箱含银万两，累计四百万两即北上”。路过的百姓围过来看，有个老农摸着银箱，突然对身旁的布商说：“掌柜的，这税缴得值。”
布商笑了，手里的算盘噼啪响：“值不值，得看三年后。但眼下啊，先让边军弟兄们穿上棉衣再说。”
乐贤二十二年十一月的风，吹过北京的太和殿，也吹过南京的秦淮河。朱文坡在东宫核阅新税章程时，见于谦添了条“商户可凭缴税凭证向官府申请低息贷款”，笔尖的墨在纸上晕开，像朵温柔的花。
他想起父皇说的“三道锁”，突然觉得这工商税的推行，靠的不只是圣旨和律法，还有朝堂上那些你来我往的妥协，和官民之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体谅。就像此刻太和殿的铜炉，烟虽浓，却暖得踏实，能照见每个人心里的那杆秤。
而御书房里，朱允烙正看着南直隶送来的第一批缴税名册，上面的红印密密麻麻，比商事总册上的还多。江婉荣在旁边缝着护膝，银线在灯下闪着亮：“看来，商户们也不是不明白道理。”
“不是不明白，是以前没人跟他们讲道理。”朱允烙合上名册，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名册上投下道金辉，“这税啊，征的是银子，续的是人心。”
远处的钟楼敲了正午的钟，声音在紫禁城的角楼间回荡，像在为这场关乎天下的变革，敲下最坚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