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贤十五年的雪落得早，长乐宫的暖阁里，江婉荣正对着炭火盆翻晒药材。朱允烙坐在对面，手里捏着宗人府的奏折，眉头拧成个疙瘩——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广子嗣”的条陈，墨迹新得像是刚蘸的墨。
“又催了？”江婉荣把晒干的当归收进木盒，银簪在鬓角闪了闪。从洪武二十五年嫁给他做皇孙妃起，这声音陪着他走过四十九年，从扬州府的寒夜到紫禁城的暖阁，总带着熨帖人心的稳。
朱允烙把奏折往案上一扔，火星子从炭盆里跳出来：“说柳贵妃和杨贵妃又有了，让朕去看看。宗人府的老头们，是把朕当成开枝散叶的工具了？”
江婉荣笑了，眼角的细纹盛着炭火的光：“陛下忘了？当年他们也催文治帝，说‘龙子多，社稷稳’。”她替他续上茶，“去看看吧，走个过场，省得他们天天堵在宫门口。”
朱允烙捏着茶盏的手指泛白。这些年纳的柳贵妃、杨贵妃、沈妃，哪一个不是宗人府按着“广纳妃嫔、以固国本”的规矩塞进来的？他每月去各宫的日子，都是司礼监按宗人府的单子排的，唯有长乐宫，是他自己踏破门槛的地方。
腊月里，柳贵妃先生了对双生子。朱允烙去景仁宫时，婴儿的哭声像小猫似的，他掀开襁褓看了眼，宗人府的令就凑上来：“陛下，按辈分该是‘文’字辈，臣拟了‘城’‘圣’二字，取‘固若金汤、贤圣继世’之意。”
“就这么定了。”朱允烙的声音没什么起伏，转身时瞥见庶长子朱文城和庶次子朱文圣候在廊下，两个半大的孩子穿着锦袍，见了他就跪。他挥挥手让他们起来，没多话——这两个是杨贵妃前年生的，性子随母妃，见了他总怯生生的。
没过半月，杨贵妃和沈妃又各诞一子。朱允烙正在长乐宫陪江婉荣看《洪武起居注》，听了禀报只“嗯”了声。后来宗人府的人红着脸回禀，说三皇子、四皇子出生时，陛下连景仁宫的门都没进。
“陛下这性子，倒跟文治帝一个样。”江婉荣翻着书页，“当年文治帝也只常去吕皇后的殿里，说‘见了她，才觉得心里踏实’。”
朱允烙握住她的手，那手上还留着早年做针线活磨的薄茧：“旁人哪能跟你比？从皇孙妃到皇后，你陪了我四十九零三个月年，他们……不过是宗人府的规矩罢了。”
开春后，宗人府的唠叨更甚，说公主们该指婚了。朱允烙在朝会上听着礼部尚书报适龄公主的名字，眉头越皱越紧——除了嫡长女朱玉宁，其他几个庶出的公主，他连模样都记不清。
“玉宁还小，再说。”他打断杨浦的话，“其他公主，让宗人府先拟着，朕没心思管。”散朝时路过御花园，见朱玉宁正追着只白猫跑，鹅黄色的裙角扫过残雪，他忽然放缓脚步，等女儿扑进怀里才笑道：“慢些跑，摔着了。”
朱玉宁揪着他的衮服流苏：“父皇，二哥说户部要开商业司了，什么是商业司？”
朱允烙的心忽然动了动。
乐贤十六年二月，户部商业司的牌子刚挂起来，朱允烙就带着朱文尘去视察。这孩子是江婉荣所生的次子，平时闷不吭声，总抱着本《九章算术》蹲在廊下看。
“陛下，这是新造的算盘，能算万以内的数。”商业司的主事捧着个紫檀木算盘，刚要演示，就被朱文尘拦住了。
“不用算盘。”二十岁的年轻人声音清脆，指着账册上的数字，“三千七百四十五加五千九百八十二，等于九千七百二十七。”话音刚落，旁边的小吏用算盘噼啪打了半天，果然分毫不差。
朱允烙挑了挑眉。主事又报了个更复杂的：“八千九百一十六减四千三百五十七，再加二千一百八十九。”
朱文尘眼珠转了转，几乎没停顿：“六千七百四十八。”
这下连江婉荣派来送点心的内侍都惊得张大了嘴。朱允烙接过账册，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数字，忽然指着其中一行：“这是去年江南的茶税，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两，若按十税一，该抽多少？”
“七千六百三十二两一钱。”朱文尘连零头都报得清清楚楚，眼睛亮得像藏了星子，“儿臣算过，用‘截尾法’更快，先取七万六千，十税一是七千六，再补三十二两一钱的零头。”
朱允烙望着儿子，忽然想起江婉荣怀他时，总说梦里见朱标在教算术，说“这孩子怕是个灵童”。他从前只当是戏言，此刻见朱文尘对着满桌账册眼睛发亮，才知什么叫天赋——那些让户部老吏头疼的数字，在他眼里竟像游戏般简单。
“你从哪学的？”朱允烙的声音里带了笑意。
“看《九章算术》悟的。”朱文尘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画满了奇奇怪怪的符号，“儿臣觉得，算钱比背书有意思，能知道百姓缴了多少税，换了多少粮。”
回长乐宫的路上，朱允烙把朱文尘的小本子递给江婉荣。春风拂过宫墙，吹得檐角的铜铃叮当作响。他忽然笑道：“婉荣，咱们这儿子，怕是能替户部省下不少算盘珠子。”
江婉荣翻着本子，指尖划过那些稚嫩却工整的符号，忽然想起四十九年前，那个在扬州府灯下替他抄账目的少年郎。时光荏苒，当年的账册换了人间，身边的人却依旧，连孩子们的眉眼间，都藏着岁月温柔的痕。
乐贤十六年的槐花刚落满长乐宫的青砖，朱文尘就捧着安氏的素色裙裾坐在灵前。铜盆里的纸钱烧得发白，他眼泡肿得像桃，却没掉一滴泪——太医说，再哭下去，那只本就模糊的左眼怕是真要瞎了。
“王爷，该进药了。”内侍捧着黑陶碗，碗沿沾着药渣。安氏走的第七天，朱文尘把自己关在府里，商业司送来的账册堆在廊下，蒙了层薄灰。
他没接药碗，指尖摩挲着裙角上绣的并蒂莲——那是安氏嫁过来那年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她说“臣女手笨，往后学着给王爷绣算盘套”。乐贤十三年的花轿从安府抬进王府时，她掀起轿帘的一瞬，鬓角的珍珠晃得他睁不开眼。
宗人府的文书昨夜送到，说“按藩王仪制，王妃薨逝辍朝三日，禁宴饮一月即可”。朱允烙派来的太医刚走，留下的方子堆在案上，最上面那张写着“悲恸伤肝，需静养，忌哀思过度”。
“静养？”朱文尘忽然笑出声，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她走了，我哪静得下来。”
三日前出殡，他跟着棺椁走了十里地，青布鞋磨穿了底。安氏的棺木上盖着他亲手织的青布——他学了三个月的织布，原想在她生辰时送块方巾，如今倒成了盖棺布。
朱允烙在御书房翻着各地送来的名医名录，江婉荣坐在旁边捻着佛珠。“这孩子，从小认死理。”皇帝的指节叩着案面，“安氏是个好姑娘，去年还替他整理商业司的账册，说‘王爷算得快，我替他记着细处’。”
“臣妾去看看他。”江婉荣起身时，佛珠线勾住了袖口，“有些痛，旁人替不了，得自己熬。”
王府的紫藤架下，朱文尘正用安氏留下的算盘演算。算珠打得噼啪响，却总在最后一步出错。江婉荣站在月洞门后，见他把算盘往地上一摔，蹲在花丛里肩膀直抖——那丛芍药是安氏亲手栽的，今年开得最盛，红得像血。
“尘儿。”她走过去，捡起算盘上的断珠，“安氏在时，总说你算得再快，也得留三分心神顾着自己。”
朱文尘猛地抬头，左眼的白翳又重了些，几乎遮住瞳仁。“母后，”他抓住江婉荣的手，掌心全是冷汗，“她走前说，等商业司的账清了，就陪我去江南看稻子……”
江婉荣替他拂去肩上的花瓣：“那就替她去看看。把账算清，把稻子种好，才是对她最好的念想。”
北平的消息传到南京时，朱文坡正在抄《孝经》。吴长安捧着信进来，信封上是朱文尘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只受伤的鸟。
“殿下，二皇子的回信。”
朱文坡的笔顿在“丧三年”的注脚上，墨滴在纸上洇开个小圈。他拆开信封，里面只有张素笺，四个字挤在中间：“弟安，勿念。”
字迹比从前潦草，最后那个“念”字的捺笔拖得很长，像道没愈合的伤口。朱文坡忽然想起乐贤十三年，安氏嫁过来时，朱文尘偷偷塞给他块喜糖，说“大哥，她比糖还甜”。
“吴公公，”他把素笺折成方胜，“替我备些南京的薄荷糖，送北京去。”
暮色漫进窗时，朱文尘在商业司的账册上落下最后一笔。安氏的算盘摆在旁边，他摸着算珠上的温度，忽然想起她总说“王爷的手比算珠暖”。案上的药方被风吹到地上，他没去捡——有些伤，医不好，只能学着带着走。
朱允烙收到江南巡抚的奏报，说“二皇子差人送来新稻种，附账册一本，细目清晰，分毫不差”。皇帝望着窗外的梧桐叶，提笔在奏报旁批了个“善”字，墨迹落在纸上，像滴未落的泪。
乐贤十六年的伏天闷得像口蒸笼，东宫崇文殿的窗棂全敞开着，却吹不散案上堆积的账册热气。朱文尘用红笔在“江南商税核查明细”上画了道勾，笔尖悬在纸面三指高，还能听见西暖阁传来的算盘声——那是二哥朱文堂在核对漕运账目。
“三弟，”朱文堂推门进来，月白直裰的袖口沾着墨点，“刚收到户部的帖子，说北京商户要增开十二处绸缎庄，让咱们批个准数。”
朱文尘抬头时，右眼的白翳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雾。自安氏去后，他这只眼就不大能见强光，看账册时总得多费些力。“让他们把商户的底册送来，”他指尖点着账册边缘，“去年新开的八家有三家偷税，得查仔细了。”
兄弟俩在东宫住了四年，从乐贤十二年大哥朱文坡事发后，朱允烙就下旨让他们搬进来。东宫文华殿原是太子处理庶务的地方，如今摆着两张案几，朱文尘的这边堆着商业司的账册，朱文堂那边则是宗人府的谱牒，倒也井水不犯河水。
廊下的石榴树结了满枝红灯笼似的果子，朱文堂望着那树影出神：“今早见着于首辅，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何止于首辅。”朱文尘合上账册，“昨儿去给母后请安，柳贵妃宫里的太监在廊下探头探脑，八成是来瞧咱们兄弟谁更像储君。”
这话让崇文殿静了片刻。四年了，东宫的匾额摘了又挂，朱允烙却始终没松口立储。外臣们猜得热闹，说陛下念着废庶人朱文坡，又说二皇子性子温吞担不起大任，三皇子眼疾在身恐失威仪，连街头的说书人都编了段“双龙争珠”的戏文，听得锦衣卫都头疼。
正说着，司礼监的小太监捧着个锦盒进来，膝盖刚沾地就笑道：“三殿下，陛下赏的冰酪，刚从冰窖取出来的。”
朱文尘掀开盒盖，杏仁味的冰酪冒着白气，他分了一半给朱文堂：“陛下准了商业司增设算学馆的折子？”
“准了，”小太监眉飞色舞，“陛下还说，让三殿下挑几个伶俐的学生，往后商税账目就不用咱们费神了。”他偷瞄着朱文尘的眼，又补充道，“太医说，常看冰酪的白气能润眼呢。”
朱文堂接过冰碗时，指尖碰着碗沿的凉，忽然想起四年前搬进来的那个雪夜，父亲站在殿门口说：“住在这里，不是让你们争，是让你们学。”那时他不懂，如今对着满案的文书才明白，这东宫的每寸地砖，都在掂量谁更配站在父亲身边。
消息传到内阁时，于谦正用朱笔圈阅奏折。案上摞着七本都是请立储君的，有宗人府的“国本当早定”，有言官的“储位悬则人心浮”，甚至还有江南巡抚递的，说商户们怕税制变，都不敢扩大生意了。
“陛下怎么说？”次辅杨士奇端着茶进来，袍角还沾着上朝时的露水。
于谦把奏折往旁一推：“让咱们‘再议’。”他望着窗外的日头，“乐贤十二年到如今，整整四年。文坡虽废，毕竟是嫡长子；文堂稳重却少锋芒，文尘精明偏有眼疾……陛下这心思，比算学馆的难题还难猜。”
后宫的催促更直接。柳贵妃借着给江婉荣请安的由头，捧着新绣的“百子图”笑道：“皇后娘娘，臣妾瞧二殿下和三殿下都长成了，宫里的牡丹开得正好，不如请陛下择个日子，先立个皇太子？”
江婉荣正用银簪挑着灯芯，闻言只淡淡道：“陛下自有主张。”等柳贵妃走了，她才对贴身宫女道，“去东宫看看，文尘的眼药该换了。”
民间的议论更无遮拦。北京城的茶肆里，穿短打的汉子拍着桌子：“依我看，三殿下管商业司那几年，税银多了三成，该立他！”戴方巾的秀才摇头：“储君得看德行，二殿下去年赈灾时，把自己的俸禄都捐了，这才是仁君模样。”
这话传到朱允烙耳朵里时，他正在御书房看朱文坡的奏折——那是南京递来的，说江南稻种改良成功，亩产比往年多了两石。字里行间没提半句储位的事，只在末尾画了个小小的稻穗。
“陛下，”江婉荣走进来，手里捧着件浆洗好的常服，“外面都在说，您是不是还等着文坡……”
朱允烙翻过奏折，背面是他用朱砂画的圈，每个圈里都记着文堂和文尘的差事：文堂理漕运，三年无差错；文尘管商税，岁入增三成。“婉荣，”他指着那些圈，“文治帝当年选储，看了十年。国本不是绣花枕头，得经得住掂量。”
他忽然起身，往东宫方向走去。崇文殿的窗开着，能看见朱文尘正眯着眼核对账目，朱文堂在旁替他念着数字，兄弟俩的影子投在地上，像株并蒂的石榴树。
南京的黄梅雨季刚过，书房的窗纸还洇着潮痕。朱文坡捏着本《礼记》，指尖把“嫡长子继承制”那页捻得起了毛边。桌案上堆着刚抄完的《罪己诏》，是他这月写的第三遍，墨迹里还带着未干的涩意。
“北京那边又在催了。”他忽然对着空荡的屋子嘟囔，喉结滚了滚，“外臣催，宗人府催，连街面上的说书人都在猜……”话没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声撞在雕花窗棂上，碎成星星点点的自嘲。
他是嫡长子，这点从小就刻在骨头上。当年在东宫，太傅讲《周礼》，总说“殿下将来是要承天命、继大统的”。可现在呢？“庶人朱文坡”的名帖压在砚台下，三年来连父皇的家书都没收到过。
“殿下，该添茶了。”
吴长安的声音从门口飘进来，像檐角滴落的雨水，清润却带着分量。他端着茶盏走进来，见朱文坡盯着书页发怔，便把茶盏往案上一放，水汽腾起，模糊了老人眼角的皱纹。
朱文坡猛地抬头，喉间发紧：“吴公公，您怎么还叫我殿下？”他指着自己的鼻尖，声音发飘，“宗人府的文书上写着呢，我是庶人，连宗室玉牒都被除了名。”
吴长安没接话，反倒弯腰捡起地上的《罪己诏》，指尖拂过“臣朱文坡罪该万死”那行字：“老奴想问殿下，您明白什么是太子储君吗？”
“这还用问？”朱文坡梗着脖子，当年太傅教的功课脱口而出，“承袭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立长’，嫡子里头年长的先继承，我当年……”话说到一半卡壳了，当年他就是仗着这个，才敢在东宫拉帮结派，甚至动了逼宫的念头。
吴长安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暖意，又有点无奈：“殿下只记着‘嫡’和‘长’，却忘了最要紧的。”他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潮湿的风卷着玄武湖的水汽涌进来，“我大明的疆土，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明土。日为太阳，月为月亮，储君就得像这日月，得把天下人都装在心里头。”
朱文坡的手指抠着案角，木刺扎进肉里也没察觉：“我当年……我当年也是明朝的太子啊。”声音越来越低，像怕被风听去。
“可您造反的那一刻，就不是了。”吴长安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朱文坡心上，“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做君主的得尽君道，做臣子的得尽臣道。您当年拿着嫡长子的身份当刀子，对着自己的父皇，对着天下的百姓，这哪是储君该做的事？”
“是啊……”朱文坡低下头，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他想起乐贤十二年那个雪夜，自己站在宫墙上，看着底下的禁军举着火把，还没行动，就被发觉的造反，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皇位本该是我的。”可现在想来，那念头里哪有半分天下人的影子？
吴长安见他肩膀发颤，便把茶盏往他面前推了推：“所以，您就不愿意做出改变吗？”
朱文坡猛地抬起头，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改变有什么用？”他扯着嘴角笑，笑得比哭还难看，“父皇心里早就没我这个儿子了，储君之位，不是二哥就是三弟，轮不到我这个造过反的庶人。”
“就算轮不到，”吴长安的声音陡然沉了沉，带着不容置疑的严厉，“您至少得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顿了顿，指尖在案上敲出轻响，“老奴本不想提，可有些事您得记着——粤王朱允炆，当年何等风光？就因为他不尊父命、不义待亲，文治爷在文治六年贬他去藩地。”
朱文坡的脊背猛地一僵。朱允炆的故事又听一遍，当年就怕朱允炆的剧情在自己身上上演。那位叔叔是继嫡，但他逆天改命了，但，也是仗着身份胡来，被废了，至少遇到一个自己父亲，一个好弟弟，在朱标面前，哪怕是政治作秀，也是劝住了这个皇叔，虽然他不领情，但至少，他现在认错了，但朱文坡自己呢...
“储君储君，”吴长安的声音缓下来，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温软，“先得是个‘君’，才能‘储’。这‘君’字里头，藏着的是‘敬’——敬天道，敬祖宗，敬百姓，更得敬自己的父亲。您连父皇的教诲都记不住，连‘儿子’的本分都做不到，就算真把储君印塞给您，又能撑几天？”
书房里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卷着树叶沙沙响。朱文坡望着那碗渐渐凉透的茶，忽然想起小时候，父皇抱着他在御花园看月亮，说“做皇帝不难，难的是知道百姓在想什么”。那时他似懂非懂，现在才明白，自己连“知道”这两个字，都没做到过。
“我……”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最后只是拿起狼毫，在《罪己诏》的末尾添了一行字：“臣朱文坡，愿先学为人子，再学为人臣。”
吴长安看着那行字，眼角的皱纹舒展了些。他知道，这孩子心里的结还没解开，但至少，他开始往解开的路上走了。
暮色漫进书房时，朱文坡还在抄书。案上的茶彻底凉了，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比往常稳了许多。窗外的月亮慢慢爬上来，照着玄武湖的水波，也照着书房里那个重新学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庶人，像给了他一点无声的宽宥。
窗纸被晚风掀得轻颤，朱文坡捏着狼毫的手顿了顿，墨滴在“为人子”三个字旁边洇出个小圈。他望着吴长安收拾茶盏的背影，喉结滚了半天才开口，声音比刚才软了些：“吴公公，您每天天不亮就出宫，到底去干嘛了？”
吴长安正擦着茶盏的手停了，转过身时，灯影在他脸上晃出深浅不一的纹路：“还能干嘛？施粥啊。”他把茶盏码在案上，发出清脆的磕碰声，“西华门外的粥棚，老奴去了快十五年了。”
朱文坡愣了愣。他住的这处东宫偏院虽偏，却也能听见街面动静，却从没听说过有粥棚。再说，吴长安是司礼监的老人，就算退了值，也犯不着天天去干这粗活。
“施粥？”他皱起眉，“宫里不是有光禄寺管着这些？”
“光禄寺的粥是按规矩发的，老奴这粥，是给那些规矩外的人。”吴长安往灶膛里添了块炭，火苗“噼啪”跳了跳，“有逃荒来的佃户，有丢了活计的脚夫，还有跟着爹娘睡破庙的娃。他们拿不出户籍，领不了官粮，可不就得有人搭把手？”
朱文坡的指尖在案上划着圈，忽然想起乐贤十二年被贬来时，沿途看见的那些扒着城墙根要饭的人。那时他满脑子都是“父皇不公”，哪顾得上看那些人脸上的灰。
“除了施粥呢？”他追问，声音里带了点自己都没察觉的好奇。
“做册子。”吴长安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解开时露出本泛黄的账簿，“记着谁家里遭了灾，谁的娃得了痘，谁昨天领了两升米今天能去扛活了。攒够十来页，就托驿卒送京城。”
朱文坡凑过去看，账簿上的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写得认真。“张老三，海州人，逃荒来宁，妻病，子二，领米三升”“李丫头，十二岁，父死母嫁，在粥棚帮忙换粥喝”……墨迹里混着点褐色的斑，像是溅上的泥水。
“皇上……看过吗？”他小声问。
吴长安笑了笑，把账簿卷起来塞回怀里：“看没看过，老奴不知道。但每次送册子的驿卒回来，都说北京那边会按册子上的名字，给应天府递条子，让他们给这些人寻个活计，或是拨点药。”他往朱文坡面前推了推刚温好的茶，“老奴做这些，不是为了让皇上夸，是想让天下人知道，就算他们没见过皇上，皇上也在惦记着他们。就算有像殿下这样暂时歇着的，也总有人在替朝廷做事。”
“我也能……”朱文坡的话冲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猛地拍了下案几，墨汁溅到手上，“算了！我当年被贬到这儿，就是软禁！宗人府的人说了，踏出这院门半步，就按‘谋逆复叛’论处！”
这话憋在心里三年，说出来时带着股子酸气，眼眶都热了。他不是没想过出去走走，可每次走到院门口，总能看见侍卫腰间的刀，那刀光像在提醒他：你是庶人，是罪人。
吴长安却忽然笑出了声，笑声震得灯花掉了个：“谁告诉你的？”
朱文坡被问得一愣：“当年那第四道圣旨……”
“圣旨文书上写的是‘非诏不得离南京，非诏不得进京’，可没说不让你在南京城里走。”吴长安走到院门口，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门外的月光涌进来，在青石板上淌成河，“您瞧，那侍卫是看着您，可您真要去街面逛逛，他敢拦？”
朱文坡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廊下的侍卫果然只是垂着手站着，连头都没抬。他这才想起，去年冬天雪下得大，偏院的柴火不够，还是侍卫帮着去街上买的。那时他只当是“看管”，竟没琢磨过别的。
“可我是庶人……”他还在嘴硬，脚却不由自主地往前挪了半步，鞋底踩在月光里，凉丝丝的。
“庶人就不是百姓了？”吴长安拍了拍他的肩，掌心的老茧蹭得他脖子发痒，“您去粥棚递个碗，去帮着写写账，难道还能掉块肉？当年太祖爷没当皇帝时，还在凤阳的田埂上帮老农割过麦呢。”
晚风吹进院子，带着巷口卖馄饨的梆子声。朱文坡望着门外那条被月光洗得发白的街，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着父皇去南京的夫子庙，那时他穿着锦袍，手里攥着糖人，看什么都新鲜。而现在，他只想知道，那些在粥棚喝粥的人，脸上是什么模样。
“我……”他张了张嘴，忽然抓起案上的那件半旧的青布袍，“我去换件衣裳。”
吴长安看着他慌慌张张往后院跑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转身往灶膛里又添了块炭。火苗舔着锅底，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株弯着腰却韧劲十足的老竹。
片刻后，朱文坡穿着青布袍出来了，头发用根木簪别着，倒像个寻常的书生。他站在门口，手还在发抖：“真……真能去？”
“老奴的粥棚还缺个记账的呢。”吴长安往他手里塞了个布包，粗麻布蹭着掌心发涩，“里面是账本和笔墨，您要是敢把‘朱’字写上，老奴就敢用粥勺敲您的脑袋。”
朱文坡捏着布包的手指猛地收紧，布角被攥出褶皱。他望着吴公公鬓角的白霜，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自己仗着嫡长子身份，把太傅的戒尺扔在地上，是这老人捡起戒尺，替他打了自己手心三下，说“殿下的身份，是用来护人，不是用来吓人的”。
“我不写朱字。”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破釜沉舟的脆，“就写文坡，没那姓了。”
吴长安的眉峰颤了颤，没接话，只转身推开东宫的角门。门轴“吱呀”一声，像解开了什么锁。廊下的侍卫果然只是抬了抬眼皮，手里的长枪没动——这哪是软禁，分明是父皇留的一道缝，只是他自己把缝堵了三年。
街面上的风裹着油条的香气扑过来，吹得朱文坡的素布袍角打晃。他跟着吴长安往南走，见巷口的老槐树下搭着个草棚，七八张矮桌围着灶台，几个婆子正往陶碗里舀粥，白雾腾腾的，把“济世粥棚”的木牌熏得发亮。
“吴公公来啦！”一个络腮胡汉子扬着木勺喊，看见朱文坡时愣了愣，“这位是？”
“新来的记账先生，叫文坡。”吴长安往灶台边的条案上指，“账本在那儿，你带他认认。”
朱文坡走到案前，见账本上记着“今日用米三石五斗，捐者张记布庄、李木匠……”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透着实在。他蘸了蘸墨，在空白页写下“文坡”二字，笔尖顿了顿，竟比写“罪己诏”时稳当。
“先生这字好！”舀粥的婆子凑过来看，“比前儿个的账房先生强多了，他总把‘四’写成‘田’。”
朱文坡忽然笑了，这笑声滚在粥香里，没了东宫的沉郁，倒有了点烟火气的暖。他低头核对着米袋上的刻度，听着汉子们说“今年麦收差，多谢朝廷的粥”，听着婆子们念叨“吴公公每天天不亮就去各坊收捐，腿都跑肿了”，忽然懂了吴长安说的“让人知道皇上在惦记着百姓”——不是写在诏书上的漂亮话，是米缸里的米，是碗里的粥，是账上的每一笔“收到”和“支出”。
日头爬到头顶时，粥棚的队伍渐渐散了。朱文坡把账本叠好，见吴长安正蹲在槐树下，给个瘸腿的孩童擦嘴角的粥渍。那孩子攥着半块窝头，含糊道“长大要像吴公公一样，给人分吃的”。
“文先生，”吴长安走过来，手里捏着块干硬的饼，“尝尝？这是今早国子监的学生捐的。”
朱文坡咬了一口，粗粮的渣子剌着嗓子，却比东宫的玉食吃得香。他望着远处皇城的角楼，忽然明白，自己扔掉的不是一个姓氏，是压了二十多年的包袱——嫡长子的身份、太子的尊荣，到头来，不如粥碗里的米实在，不如账上的字安稳。
暮色漫上来时，两人往回走。吴长安忽然说：“老奴给北京递的册子，陛下每月都看，有时还在‘文坡’的名字旁画圈。”
朱文坡的脚步顿了顿，眼眶忽然发热。他低头看着手里的账本，封面上的“文坡”二字被汗水洇得发暗，却比任何朱印都让他心安。
御书房的烛火跳了跳，把朱允烙的影子投在《大明舆图》上。锦衣卫都指挥使捧着密报的手微微发颤，黄绸封皮上的“南京家报”四个字，在灯火下泛着沉光。
“念。”朱允烙的指尖划过案上的炮图，那是新造的“神威大将军”，炮口的铜箍映着烛花。
都指挥使清了清嗓子，展开密报：“南京粥棚记事：四月十二，文坡到棚，记账工整，核米三石五斗无误。四月十五，遇瘸童乞食，将自己的窝头分半与之……”他顿了顿，瞥见密报末尾的签名，“落款是‘文坡’二字，无姓氏。”
朱允烙没吭声，接过密报自己看。墨迹是南京特有的松烟墨，“文坡”二字写得拘谨，却比三年前东宫奏折上的狂草稳当得多。他想起乐贤十二年那个雪夜，这孩子被押出菜市口时，浑身是血，血溅衣袍，只是那时表情里全是戾气、害怕、恐惧，如今倒透着点烟火气的软。
“退下吧。”他挥挥手，烛火在都指挥使退出去的背影上晃了晃，又落回密报上。
案头的玉笔浸了朱砂，朱允烙握着笔，悬在“文坡”二字前。笔尖的红墨滴在纸上，像个小小的血点。他想起这孩子幼时抓周，一把攥住玉印不肯放，江婉荣笑着说“这是要当皇帝的架势”。那时多好，眉眼间全是透亮的光，不像后来，被“嫡长子”三个字压得成了斗鸡。
“唉。”一声轻叹落进烛火里，朱允烙的笔尖终于落下，在“文”字前添了个“朱”字。
朱砂红得扎眼，把“朱文坡”三个字连在一起，倒像是从未分开过。他捏着密报在烛火边烘了烘，看着墨迹干透，忽然想起吴长安上月的折子：“文坡虽去‘朱’姓，然记账时遇老妇称‘朱家天子好’，默然垂首片刻，续记不辍。”
窗外的风卷着槐叶打在窗棂上，像有人在轻轻叩门。朱允烙把密报塞进紫檀木匣，里面已经存了七封南京来的粥棚记事。他摩挲着匣盖上的“忍”字，那是朱标当年刻的，说“做皇帝，最要学会的是等”。
等什么呢？等一个被戾气困住的孩子，自己走出那道东宫角门；等一个被“嫡长”二字压垮的儿子，重新捡起“朱”姓的分量。
烛火渐渐稳了，把“朱文坡”三个字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个慢慢站直了的人。朱允烙端起凉透的茶，忽然对着南京的方向笑了笑——这孩子，总算懂得，比起“太子”的头衔，“朱”姓里藏着的，从来都是“守”，不是“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