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的梧桐叶被秋雨打湿，黏在青石板路上，像一片片凝固的血。朱文坡的头神经突突地跳，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烙铁上——从北京到南京的水路走了七日，那身浸透了菜市口血腥的蟒袍硬得像铁甲，领口磨得脖颈发疼，却不敢抬手去扯。引路的锦衣卫靴底敲着宫道，声音在空荡的皇城回荡，像在数他剩下的日子。
“到了。”锦衣卫的声音冷得像玄武湖的冰。朱文坡抬头，看见“文华殿”的匾额蒙着层灰，檐角的走兽缺了只耳朵，倒像是在嘲笑他这落魄的“前太子”。朱漆大门在身后“吱呀”合拢，门闩落下的闷响撞得他太阳穴发炸——这声音太熟悉，和当年二叔朱允炆被软禁南宫时，那扇铁门关上的动静一模一样。
雨丝斜斜地飘进来，打在他的血袍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圈。朱文坡扶着廊柱站稳，指尖摸到柱上斑驳的漆皮，下面露出的木纹竟和北京东宫的柱子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三岁那年，祖父朱标抱着他在南京御花园看锦鲤，说“这南京城的龙脉比北京沉，住久了心就定了”，那时的雨也像这样，带着秦淮水的潮气。
“殿下，来，洗个脸吧。”
苍老的声音裹着水汽飘过来，朱文坡猛地回头，看见个佝偻的身影端着铜盆从回廊尽头走来。太监帽的红缨褪成了浅粉，青布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可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浸在古井里的月光。朱文坡的头痛突然加剧，模糊的视线里，这张布满皱纹的脸竟有些眼熟。
铜盆放在石桌上，水声溅起的刹那，朱文坡瞥见盆沿刻着的“文治元年”——那是祖父朱标在位时的款识。他的指尖刚触到微凉的水面，突然僵住，猛地抬头看向老太监：“您是……吴公公？”
吴长安放下手里的布巾，脸上的皱纹笑成了朵菊花：“殿下总算认出来了。老奴吴长安，给殿下请安。”他弯腰时，后腰的褶皱里露出块玉佩，玉上刻着个“标”字，是当年朱标亲手赐的。
朱文坡的喉结滚了滚，血袍下的后背突然沁出冷汗。吴长安，历经洪武、文治、乐贤三朝，祖父朱标最信任的秉笔太监，他小时候见过几次，那时老人还挺直腰杆，替祖父传旨时声如洪钟。可算下来，吴公公今年该有八十多了，怎么还在南京宫里头？
“您……您怎么还在？”朱文坡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父皇没让您还乡？”
吴长安拿起布巾蘸了水，动作轻得像拂去花瓣上的露：“老奴是文治爷的人，文治爷让老奴守着南京文华殿，说这地方金贵，得有个知根知底的看着。”他的指尖擦过朱文坡沾满血污的脸颊，布巾的粗糙磨得他生疼，“殿下这血袍，还得再穿三天。乐贤爷的意思，是让您记住这滋味。”
朱文坡猛地偏头躲开，血袍的领口勒得他喘不过气：“记住？记住我害死了一千四百人？还是记住我从太子变成庶人？”他的拳头砸在石桌上，铜盆里的水晃出涟漪，映出他眼底的红血丝，“吴公公，您见过朱允炆被关在南宫的样子吗？是不是也像我这样，穿着带血的衣服，数着宫墙上的砖？”
吴长安的手抖了抖，布巾掉进铜盆里“那时他穿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在院里种着菜，见了文治爷就笑，说‘炆儿，这萝卜比御膳房的甜’。”老人捡起布巾，继续替他擦脸，“可夜里老奴去送炭火，听见他对着月亮哭，说‘我要是不攒兵就好了’。”
朱文坡的膝盖一软，跌坐在石阶上。血袍的下摆扫过阶缝里的青苔，那腥甜的气味突然和记忆里的桂花糕味缠在一起——张禄最后看他的眼神，像极了此刻阶下那只被雨打湿的麻雀，充满了不解和恐惧。“是我害了他们……”他的指甲抠进砖缝，“父皇让我监斩，让我喊‘砍’，我喊不出来，他们就……”
“文治爷当年废粤王爷时，”吴长安蹲下来，与他平视，老人的眼睛里映着雨丝，“在太庙跪了三天，回来就对老奴说‘长安，规矩比人重，可规矩是人心定的’。”他指了指东宫正厅，“那里面摆着文治爷当太子时读的书，还有洪武爷赐的《皇明祖训》，乐贤爷让老奴给您找出来了。”
朱文坡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正厅的窗纸透着昏黄的光，隐约能看见案上堆着的书册。他突然想起吴长安是祖父的人，祖父朱标当年最疼的就是规矩，可也最护着孩子。“您说，”他的声音哑得像被水泡过，“祖父要是看见我这样，会不会打我？”
吴长安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雨珠：“文治爷当年偷着给粤王爷送点心，被洪武爷用戒尺打手心，打得通红还笑，说‘爹，允炆正长身子’。”老人扶起他，“殿下，洗把脸吧，血痂糊着眼，看不清路。”
铜盆里的水渐渐变浑，朱文坡望着水面上自己模糊的影子，突然发现这张脸既像父皇朱允烙，又像三叔朱允炆。雨还在下，南京东宫的门紧紧关着，把外面的秦淮风月、市井喧嚣全关在了外头，只留下他和这位历经三朝的老太监，还有满室的寂静与回忆。
“吴公公，”他摸着血袍的领口，那里还沾着菜市口的土，“三天后，能给我件素布袍吗？”
吴长安替他拧干布巾：“乐贤爷说了，等您把《洪武太子史》抄完三遍，就给您换件新的。”老人的目光落在正厅的书册上，“那里面有文治爷写的批注，说‘嫡长不是枷锁，是脚底下的砖，得一块一块踩实了’。”
朱文坡抬头看向那扇紧闭的门，突然觉得头没那么痛了。雨打在檐角的声音，像极了北京御书房漏刻的滴答声，把过去和现在，把朱允炆、朱允烙和他自己，都缠在了这南京东宫的寂静里。血袍还得穿三天，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比血袍更难脱——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是父皇藏在狠戾里的疼，是他这一辈子都得在这宫墙里慢慢想明白的，关于嫡长、关于错、关于回头的路。
朱文坡盯着案上的《洪武太子史》，指节捏得泛白。案头油灯芯“噼啪”爆响，他猛地掀翻笔架：“抄这些有何用？我已是废太子，难不成还能学皇祖父登基？”墨汁溅在血袍下摆，像朵狰狞的花。
吴长安弯腰捡笔，袖口擦去笔杆灰：“殿下可知，文治爷当太子时，南京东宫的油灯，比紫禁城的更亮。”他掀开书册，泛黄纸页夹着片枯梧桐叶，叶脉凝着暗红渍——像血，又像泪痕。
“洪武二十三年，鞑靼犯边，太祖爷要诛前方将领九族。文治爷跪御书房外，从寅时求到申时，膝盖渗血也不肯起。”吴长安指尖划过“太子泣谏”条目，字缝里朱标批注：“将者，国之利刃，折之易，锻之难。”
朱文坡嗤笑：“祖父是嫡长子，父皇也是，我也是——可嫡长子的命，不就是给帝王家填血窟窿的？”他踢开铜盆，水泼在青砖上，溅湿吴长安布鞋。
老人不恼，掏出锦囊，倒出半块馕饼：“文治爷当年被太祖爷罚跪，三天水米未进。老奴偷塞这馕饼，他咬了口又吐，说‘长安，将士啃草根，我咽不下白面’。”馕饼牙印清晰，边缘结着盐霜，像边疆的雪。
朱文坡目光突然被书里蝇头小楷拽住：“洪武十六年十月廿三，寅正凌晨四时起，理东宫文案三十卷；午初十一时，侍太祖议西北屯垦；未正十四时，赴国子监讲学；酉初十七时，调处刑部与兵部争功案；亥正二十三时，批奏疏至丑初凌晨一点，睡两时辰……”他数着祖父的时辰，指尖发颤——满打满算，竟只睡四小时！“这不可能！”朱文坡扑到案前，墨汁蹭脏脸，“他是太子，天下最尊的储君，为何把自己熬成灯油？”
吴长安翻开另一页，边角洇着墨渍，细看竟是泪痕晕开的：“太祖爷治国如烈火烹油，文治爷便做接火的瓦罐，既要承热，又护汤不泼。那年，宋濂因孙辈获罪，文治爷光着脚在奉天殿外跪整夜，求太祖爷‘诛一人可警世，诛一族要绝根’。太祖爷扔给他把刀：‘你若砍根手指，便饶宋家人’——”
朱文坡屏住呼吸，见吴长安浑浊眼里泛光：“文治爷真砍了小拇指！血溅在《大明律》上，太祖爷抱着他的手哭：‘标儿，你这是剜朕的心啊’。”书册里枯叶飘落，正落在“断指明志”旁，叶脉暗红，竟和当年血痂色分毫不差。
“那……祖父后来呢？”朱文坡声音抖得像筛糠，指尖划过朱标批注“储君者，非享尊荣，乃承千钧”，墨迹深浓处，似凝着未干墨泪。吴长安摸出旧荷包，倒出粒琥珀药丸：“文治爷落下畏寒咳血病根，却总把药丸分给更重的大臣。这粒药，老奴从他枕边偷藏的。”
药香混着雨气钻进鼻腔，朱文坡想起父皇看《洪武太子史》时，指尖总摩挲书脊烫金。原来父亲的严苛，是从皇祖父那里继承的、被血和泪浸透过的规矩——嫡长子的“嫡”是头顶冠，“长”是脊梁枷，得扛天下苦难，才能让冠稳、枷不垮。
他跪坐下来，颤抖翻开沾血渍的书页。在“寅正起”条目旁，朱标朱笔写：“太子之职，非储君，乃帝王之镜。镜亮，则君明；镜污，则国昏。”烛火摇曳中，他仿佛看见祖父穿着渗血中衣，在寅时暗夜里独坐案前，砚墨冻成冰，呵着白气研磨，只为天亮前把天下冤屈写成谏言。
“吴公公……”朱文坡指腹擦过书页泪痕，“我以为太子只需等父皇咽气登基……原来祖父的太子位，是跪雪地、砍手指、熬心血挣来的。”铜盆水早已冰凉，他却觉有团火从书里漫出，烧得血袍下皮肤发烫——那是朱标留在字里的温度，是嫡长子真正的重量：不是继承权，是担责的勇气。
吴长安替他扶正油灯：“殿下看这书脊，文治爷把‘储’字磨成‘辱’，又刻成‘赎’。”朱文坡低头，书脊“储”字被刀痕改得斑驳，最后一笔竟成赎罪的“赎”。雨还敲着南京东宫的窗，可这回，檐角冷雨里，似混进了朱标当年批奏的墨香。
朱文坡指尖在《文治起居注》的封皮上摩挲，吴长安刚用软布擦过烫金的书名，倒显出几分冷硬。“殿下且看，”老太监翻开首卷，朱笔圈定的“文治元年”旁，赫然写着“立继嫡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子”，墨迹饱满，是太祖朱标亲笔。
他往下翻，指尖在“太子允炆”四字上顿住。文治二年的条目里，宗人府奏报还规规矩矩：“东宫护卫增编三千，驻京郊营”。可到了文治四年孟春，字迹突然变得潦草——“太子私调江南卫所兵两万，诡称‘护陵’，屯于南京聚宝门外”。旁边用朱砂批着个“慎”字，亦是朱标笔迹，却比前两年的朱批深了半分，像凝着未干的血。
“这就敢往南京堆兵？”朱文坡低骂一声，想起父皇常说的“藩王驻兵不得近畿三百里”，太子竟敢把四万七千兵马扎在帝都眼皮底下，简直是把“反”字刻在脑门上。他再翻，见文治五年冬的注脚里夹着张泛黄的舆图，南京城郭被红笔圈出，聚宝门至通济门的营垒标得密密麻麻，像爬满城墙的毒蚁。
“何止驻兵。”吴长安递过另一册《宗人府档》，“文治六年三月，锦衣卫抄吕氏旧宅，搜出洪武二十五年围猎的箭簇——箭头淬了鹤顶红，正是当年朱允熥坠马时胸甲里嵌着的。”纸页间还粘着张供词，墨迹洇了水，“吕云瑶令侍卫惊马”几个字却刺得人眼疼。
朱文坡喉间发紧。他早听说二叔朱允炆是废太子，却不知连他母亲吕氏都藏着这般狠戾。洪武二十五年的围猎，原是朱标属意的准太子朱允熥出事的日子，竟藏着这样的血债。
视线移到同卷的“广陵王”条目，心境忽然沉了沉。文治元年至六年的每一页，朱允烙的名字都和“扬州”绑在一起。“文治二年，广陵王修瘦西湖堤，亲督工三月，足生冻疮；三年，奏请减扬州盐税，商户捐银助军饷；五年，开仓赈淮水灾民，自携干粮巡堤，三日未眠”……宗人府的考语栏里，“优”字写得整整齐齐，连户部核账的小吏都在旁注“藩地仓廪实，无分毫虚耗”。
“父皇当年在扬州……”朱文坡想起幼时随驾南巡，扬州百姓跪在道旁，举着“广陵王活我”的木牌，那时他只当是藩王的虚礼，此刻才看清注脚里的细目：文治五年大疫，朱允烙把王府药材全散给医馆，自己染了时疫，在病榻上还攥着赈灾的账册。
吴长安忽然轻咳一声，指着文治六年夏的末页。那里用墨笔勾了道粗线，把前后分成两截——线上是“废太子允炆，贬为庶人”“废皇后吕氏，贬去凤阳守陵”；线下是“太祖崩”“吕氏逝，炆废储贬降粤王。”，最后跟着一句“立广陵王朱允烙为皇太子”，字迹仓促，像是一夜之间写就。
“南宫里的那位……”朱文坡想起上个月路过南宫，朱允炆正蹲在墙根喂猫，鬓角白了大半。听说他如今能自由出入，却连宗人府的小吏都懒得理他——当年跟着他屯兵南京的部将，早被朱标全部收编，剩下的旧人见了他，躲得比避瘟神还快。
“殿下瞧这页边。”吴长安指着朱允炆条目的空白处，有行极淡的小字，像是朱标后来添的：“竖子恃嫡母旧恩，不知储君当守‘畏’字——畏天命，畏民心，畏祖宗家法。”墨迹浅得快要看不见，倒比朱砂批语更刺心。
朱文坡合上书，窗外的月光正落在“文治六年”那页，仿佛能看见那年夏天的血雨：太子被废，皇后被贬庶人凤阳守陵，太祖驾崩，金陵城的乌鸦聒噪了整月。而彼时的广陵王，正从扬州风尘仆仆赶回奔丧，靴底还沾着邗沟的泥——他大概想不到，自己踏过的泥泞里，正藏着后来的储君之路。
“原来二叔的太子位，是自己凿了窟窿塌的。”朱文坡忽然低声道，指尖划过朱允烙在扬州时写的《治藩策》，“而父皇的……是一步步从泥里挣出来的。”
吴长安往灯里添了灯油，光晕里，文治六年的墨迹渐渐清晰。朱文坡忽然懂了，皇祖父当年迟迟不废朱允炆，或许不是念着吕氏，而是等着一个答案——究竟是烈火烹油的野心能成气候，还是埋首藩地的勤恳能担江山。
十日期满了，晨光漫进窗时，血袍终于从朱文坡身上褪下。
浴桶里的水泛着淡红，皂角搓得指节发僵，指甲缝里的血垢却像嵌进了肉里。他望着水面晃荡的影子，喉间突然涌上腥甜——张禄的血溅在他靴上时，朱高煦在他耳边低语的调门又响了起来：“殿下您瞧，成大事者，哪能怕这几滴血？”
素白袍罩在身上，后颈的旧伤隐隐作痛。那是上月他犹豫要不要调动京营时，朱高煦拿藤条抽的，老东西当时把《旧唐书》拍在案上，指腹戳着“玄武门之变”四个字：“太宗杀兄逼父，才得贞观之治！殿下当断不断，就是给别人留刀！”
案上宣纸铺开，墨锭碾出涩响。朱文坡提笔写下：“罪臣朱文坡，乐贤十二年，为朱高煦、朱高燧以唐史蛊惑，谋逆作乱，致千四百人殒命……”
“蛊惑”二字写得极重。他想起朱高燧每晚挑灯抄录的《玄武门事略》，墨迹里总混着酒气：“您看建成、元吉，若不是太宗先下手，早被他们毒杀在东宫了！陛下对二皇子日渐亲近，您还等什么？”那些日子，朱高煦总在演武场教他练劈砍，刀刃劈在木桩上的脆响，总被他说成“这就是断权臣臂膀的声儿”。
写到李媛，笔锋顿了顿。太子妃上月捧着他偷偷刻的“宣武门”木牌哭，指尖抠着牌上的毛刺：“殿下忘了太师说的？唐史里的血，是警世钟，不是路引啊！”可那时朱高煦正站在廊下冷笑，说“妇人头发长见识短，真等刀架脖子，她能替您挡？”
内阁首辅于谦天天国事压的喘不过来气，但还是每日都要来教自己读书学习，于谦的白须又在眼前晃。于谦拦他在宫门前，抖着《贞观政要》骂：“玄武门的血里，埋着多少冤魂！朱高煦拿残史糊弄您，是要把您往火坑里推！”他当时被朱高燧灌了酒，竟吼着“首辅老了，不懂如今的世道”，气得于阁老当场呕了口血。
江氏母后的脸也浮了上来。母后前几日托人捎来的平安符，还在袖袋里，锦囊上绣的“守正”二字磨得发亮。可朱高燧总在他耳边嚼舌根，说“母后私下给二皇子攒兵马，您再不反，连藩王都当不成”，把母后的慈爱曲解成算计，如今想来，那两个老东西的舌头，比淬了毒的刀还狠。
自罪书末尾，他狠狠写下：“朱高煦、朱高燧二贼，以玄武门旧事惑臣，谓‘先下手为强’，实则欲借臣乱局谋私，罪该万死！”掷笔时，笔杆撞翻了砚台，墨汁漫过纸页，把“玄武门”三个字泡得发涨，像浸在血里。
竹梯搭在梁下，他举着自罪书往上挂。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纸角，倒像是朱高煦讲史时拍响的书声。朱文坡盯着梁上那片白，忽然看清——那两个武师哪是教他学史，是拿贞观的血，泡软了他的骨头，让他成了他们捅向父皇的刀。
吴长安在廊下扫着落叶，眼角瞥见锦衣卫的值房。有人正往密报上添字，墨迹落在“废太子书罪，提及高煦、高燧以唐史蛊惑”一行，笔锋沉得像要刻进纸里。
白袍的布纹吸着潮气，可朱文坡总觉得，朱高煦讲史时喷在他脸上的酒气，比血袍的腥甜更难散——那酒气里，藏着玄武门的旧血，也藏着他被猪油蒙了心的蠢。
南京的雨歇了五日，檐角的冰棱化成水，顺着瓦当滴在青石板上，敲出单调的响。朱文坡把刚抄完的半卷《洪武太子史》推到一边，砚台里的墨还温着，他抓过张洒金笺，提笔就写，笔尖在纸上滑得太急，溅出几个墨星子。
“父皇膝下：”他顿了顿，觉得“罪臣”二字太碍眼，干脆划掉，换了“儿坡”。
“这几日读皇祖父与父皇旧史，倒觉有趣。”笔锋飘得很，像他此刻跷着的腿，“洪武爷当太子时，竟真能寅时起、丑时眠？儿算着，一天才四个时辰觉，换了是我，怕早趴在案上打鼾了。不过话说回来，祖父那股子熬劲，倒真该学——儿这几日抄书到夜半，也算沾了点边。”
写到这儿，他舔了舔笔尖，想起文治六年那页，朱允烙在扬州修渠的记载，嘴角撇了撇：“父皇当年在广陵，亲测水位裂了脚，儿看了直笑——有河工在，何必自己动手？不过百姓念着好，倒也是桩美事。儿如今在南京，每日除了抄书，就是看吴公公浇菜，倒也清闲，比在北京时被朱高煦那老东西缠着讲史强多了。”
末了，他想起李媛，笔尖软了软，却仍是漫不经心的调调：“听说太子妃还在东宫？让她别总惦记着，我在这儿好得很。等父皇气消了，许是……”后面的话没写完，他觉得太刻意，干脆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落了款：“文坡手书，乐贤十二年冬”。
吴长安进来添茶时，正看见他把信塞进信封，火漆按得歪歪扭扭。“殿下，”老太监欲言又止，“宗人府的人来取信了。”
“送去便是。”朱文坡掸了掸素白袍上的墨灰，语气里带着点不易察察的得意，“父皇看了，总得夸我几句长进吧？”
信走的是漕运快船，顺流而下，八日后便抵了北京。宗人府的小吏捧着信，一路叩到御书房外，太监接了，轻手轻脚地放在乐贤帝案头。朱允烙正翻着南京锦衣卫的密报，目光扫过“废太子抄书时多有懈怠，常对史页做戏谑批注”，指尖在“戏谑”二字上顿了顿，眼皮都没抬，只朝那封信抬了抬下巴：“搁着吧。”
三日后，信仍在案头，火漆未动，蒙了层薄灰。
南京文华殿的日头斜斜照进窗时，朱文坡第无数次扒着门框望巷口。锦衣卫的值房静悄悄的，连送信的鸽子都没飞过一只。他终于耐不住，拽住正给兰花浇水的吴长安，素白袍的袖子扫倒了半盆土。
“吴公公，信该到了吧？”他声音里带着点急，“宗人府总不敢扣我的信——我虽是庶人，可宗人府的规矩，宗室家书总得递到御前，何况……”何况他还是嫡长子，这话没说出口，却梗在喉间。
吴长安放下水壶，袖口擦了擦沾湿的手指：“殿下的信，自然是到了。”
“那为何没回信？”朱文坡往正厅梁上瞥了眼，自罪书还在风里晃，可那点自省早被这几日的浮躁冲没了，“我都认错了，还提了祖父和父皇的旧事，父皇难道没看见？”
他想起信里写的“也算沾了点边”，觉得自己够诚恳了；想起那句“父皇当年何必自己动手”，又觉得说得挺实在——祖父和父皇的辛苦，他看见了，不就行了？至于那些藏在字缝里的血和泪，他没细想，也觉得不必细想。
吴长安望着廊下那株半枯的梧桐，慢悠悠道：“乐贤爷当年在扬州，收到文治爷的信，总要在案头放三日才拆。老奴问过，他说‘爹的字里藏着话，得等心定了才看得懂’。”
朱文坡愣了愣，心里那点得意突然沉了沉。他想起自己写的信，满纸轻飘飘的话，像水面上的浮萍，哪有什么“藏着的话”？祖父的勤、父皇的苦，在他笔下，竟成了“有趣”“直笑”的谈资。
风又从窗缝钻进来，梁上的自罪书哗哗作响，倒像是在嘲笑他——读了两遍史书，写了封轻浮的家书，就以为自己懂了祖父的寅时起、父皇的裂脚疼？
朱文坡猛地转身回了屋，抓起那本《洪武太子史》，指尖按在“寅正起”三个字上，指节泛白。窗外的日头渐渐西斜，南京城的炊烟混着秦淮水的潮气漫进来，他第一次觉得，那些史书上的字，比血袍的腥气更沉，压得他喘不过气。
信，父皇不会回了。
这点，他总算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