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二十四道拐公路恢复通行的消息传遍了滇黔两地，连长麦顿负责，用美国制造的水泥砌挡墙，对二十四道拐进行维修，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开山炸石，完成了修路任务，保证了运输畅通。
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十四道拐的公路上，卡车越来越多，不仅运着军火，还运着药品、粮食，甚至还有从国外来的援华物资。每一辆卡车经过观景台时，司机都会鸣笛示意，那笛声在山谷里回荡，像是在向英雄致敬。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晴隆时，付云安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愣了半晌，然后突然朝着打鹰岭的方向大喊：“连仲！老胡！老三！老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后来，付云安一直在二十四道拐至晴隆大厂段养路段工作，守了几十年。他老了，走不动了，就坐在观景台的石碑旁，给来来往往的人讲马帮的故事。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总是摇着头，指着石碑说：
“我不后悔，你看这条公路，还在运着东西，还在为国家做事，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如今，二十四道拐已经成为了抗战遗址，每年都有无数人来这里参观。听着马帮的故事，总会想起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想起一群赶马的汉子，用生命守护的“生命线”。风穿过山谷，吹过石碑，仿佛还能听到马帮的马蹄声，听到付云安他们的笑声，听到那句永远刻在人们心里的话：
“中国人，从来不会向侵略者低头！”
编者的话：当我们翻开《二十四道拐：铁血马帮的炸药传奇》，跟着付云安与马帮兄弟的脚步，从晴隆的悬崖峭壁走到片马的军火库，从打鹰岭的枪林弹雨坠入澜沧江的滚滚怒涛时，我们触碰的不仅是一段遗忘的历史故事，更是一段被岁月珍藏的民族记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不是只有前线的士兵在浴血，那些穿梭在深山密林中的马帮汉子、守在公路旁的修路工人、甚至是为马帮指路的白族老乡，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国家的“生命线”。
二十四道拐，这条盘旋在黔西南山崖上的公路，如今已成为抗战遗址的标志，但在 1942年的春汛里，它是被日军轰炸机炸得面目全非的“心脏”，是曾养甫眉头紧锁的焦虑，是麦顿连长手里画满标注的图纸，更是付云安与马帮兄弟用生命要守护的希望。我们写打鹰岭的伏击，不是为了渲染血腥，而是想让读者记得：马老三躲在岩腔里时，枪托上还刻着“平安”二字；胡正朝挥着开山刀冲向鬼子时，心里念着的是“炸药不能丢”；付云安在澜沧江里撕毁衣服绑住兄弟尸体时，攥紧的不仅是布条，更是“一定要送到晴隆”的誓言。这些细节里藏着的，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一群普通赶马人，在国难当头时生出的铮铮骨气。
澜沧江的怒涛曾吞噬过胡正朝、潘连仲的身影，却冲不散他们的名字。我们写这段故事，也想回答一个问题：当历史的硝烟散去，我们该记住些什么？不是冰冷的战役数字，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那些像付云安一样的人——他们本可以守着马帮走平安的茶马古道，却选择扛着炸药闯鬼子的封锁线；他们本可以在瓦窑镇的客栈里安稳睡一觉，却选择在打鹰岭的悬崖下用身体掩护炸药；他们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只在澜沧江的岸边，留下一件被江水泡透的粗布衣服，一匹等着主人回家的黑马。
如今，当我们再走二十四道拐，看到的是平整的公路、往来的游客，听到的是导游讲述的历史，但我们不该忘记：这条路上，曾有马帮兄弟的马蹄印，曾有炸药箱压出的车辙，曾有英雄的鲜血渗进路边的岩石。付云安们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没能看到他们守护的公路上跑满运送和平物资的卡车，但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中华民族的“生命线”，从来不是靠某一个人守护的，而是靠每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
希望每一位读者在合上这本书时，能想起澜沧江的怒涛里，曾有一群汉子用生命诠释“坚守”；能记得二十四道拐的悬崖上，曾有一段传奇，叫做“马帮精神”。这种精神，不会随着岁月褪色，只会在每一次被讲述时，成为我们心中不熄的火种——因为我们知道，唯有铭记那些无名英雄，才能真正读懂“家国”二字的重量。
真实人名：付云安：贵州兴仁县新龙场乡冬瓜林人
付云先：贵州兴仁县新龙场乡冬瓜林人，后居住雷打坟
胡正朝：贵州兴仁县新龙场乡旧普子人
潘连仲：贵州兴仁县龙场乡五份田人
姬有国：贵州兴仁县新龙场乡老坟树人
何大马：贵州贵州兴仁县新龙乡冬瓜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