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所有人默然。这是常平仓监没能力吗？这是官吏腐败吗？这是冗官、冗兵吗？平时朝中夸夸其谈的人如今都闭上了嘴。没有能够维系常平仓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只能依靠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容易受到各种内部、外部环境的干扰，今天要打仗，明天要交好，后天要赈灾。
为什么没有制定制度去维持常平仓可持续发展？因为连一个对常平仓负责的部门都找不到。二府三司只发号施令，司农寺没有任何行政力量保障常平仓的财政度支。常平仓作为一个基层部门没有权力利用盐铁司专卖所获得的收益去发展民生工程，没有发放贷款盈利的权力，根本无法运行这个机构。
大宋到今天国库的钱全拿去打仗了或者用作外交了，用什么去经营常平仓？三省六部都已形同虚设。中书和门下都已不联合办公，基本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尚书省几乎丧失了所有实际功能，那些宰相、朝廷大员有时都直接兼任转运使，他们怎么会去向一个户部侍郎汇报工作、报告数据？司农寺、大理寺等各寺也都失去了实际职能。
如今的大宋朝财政入不敷出，百姓不堪重负，政务上不传、下不达，而这个时候范仲淹他们倡导的改革却主要针对的是冗官，去考核官吏的勤勉，裁削官员数量，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实效呢？
范仲淹此刻心中又浮现出被他大笔勾掉的一连串“不称职”的官员，他们是不是只是一个个无辜的李嘉呢？问题似乎不是官员的勤勉问题，更像是制度问题。难道制度是可以改的吗？这个念头只在范仲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根本就不敢想。
既然不去想制度的问题，就解决具体问题吧。钱从哪里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不得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最害怕的问题。从百姓中来？至于钱是不是到百姓中去似乎远没有从百姓中来受人关注。这样的恶名他们不敢担。
这些所谓的“君子”自始至终学的都是儒家伦理，关爱百姓不扰民，没有任何著作指导他们如何维系国家的行政运行。在他们的思想里，钱不在百姓就在官府。百姓拿钱是度日，官府拿钱是贪官污吏在挥霍，君子怎么可以找百姓要钱呢？但如果政府没有钱，像常平仓这样的民生部门如何运行维系呢？
不是范仲淹读书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书让他们读。殊不知伦理学尚且有多视角的观察，而只使用单一视角的伦理治国显得多么乏力！常平仓的问题抛给范仲淹，抛给庆历这个时代，结局只能是悲凉的。范仲淹要完成的只是庆历这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此后的范仲淹感到心力交瘁，如果说之前陛下信誓旦旦的要改革的时候，他也是有理想有愿景的。当发现陛下羞羞答答根本没有实际政策支持的时候，他想用自己的倔强破风前行。现如今随着千疮百孔的历史问题逐步显现，无能为力改变制度的他沮丧且失落。
派驻地方的按察使监察工作也面临不少困境。官员的政绩很难监察，各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历史遗留问题也各不相同，官员的措施有长期见效的，但短期效果不明显；有短期效果好，但后遗症严重的。
监察工作就重点落到了惩治腐败上去了，但帝国的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层层选拔的，人人都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中践行自己，通常被定义成腐败的问题不是没有，但很少。帝国的问题在于大面积的“违规”，它们的特点是以“为公”之名，而存在大量违法行为，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按察使派下去不久，在京兆府、高邮军都出了状况。
大宋建国之初，太祖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节镇，地方政府有四种称谓：府、州、军、监，属于平级设置。府的地位较尊，也有京府、次府之分。此时的京府有东京开封府、西京陪都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京兆府便是次府。州的数量最多，十几个州也划为一路，每一路最重要的一州，称为首州，其最高行政长官任路转运使，承担一路的漕运、官员监察等重要职责。军通常是由于该地区有过军队驻扎，行政级别与州相同。
派驻陕西路的按察使并没有收到举报，问题在于按察使无意中读到了咸阳知县自己记录工作的小册子。咸阳知县记录了这么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