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二十八章 圣主如天万物春 第一百三十二节

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兕生死不明。没晚多久,从汴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谟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

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

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敕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敕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注一)。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做恶人。所以仁宗之朝,内降指挥的弊病倒并不明显。至熙宁朝,赵顼乃是一个英主,凡是英主,便不免对于一个个的命令,要经过层层讨论审议,极不耐烦,他倒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赵顼毕竟是一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挥”,但赵顼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顼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注二)。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他:“不经凤阁鸾台,焉得为敕?!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汴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縗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谟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与他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几乎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拟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楶、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陉;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督促章楶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楶,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汴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也只能目瞪口呆。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

『注一:注意此处所言,指“内降指挥”或“内批指挥”。“指挥”本是宋代诏令的一种,只不过可以不由翰林学士拟旨,改由宰执代拟,但仍需经两府讨论,给事中、中书舍人封驳,台谏论列,自然也具有合法性,甚至许多指挥本身就是司法解释。因此,其与“内降指挥”有着本质的区别。请读者注意区分。』

『注二:真实历史上,北宋中期士大夫们已有自觉限制皇权扩张的意识,但是,在经历激烈残酷的党争之后,整个士大夫阶层完全被分裂,并且在内耗中被削弱,因此丧失了抵制皇权的能力。尽管如此,便到北宋晚期,即使是被视为奸相的蔡京,同样也表现出了这样的自觉意识,只不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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