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二十四章 天下自古无能才 第一百一十一节

河间府。

河间府本是秦代之上谷、钜鹿郡,南北朝时后魏在此设立瀛州,此名便沿袭至熙宁年间。熙宁间石越、司马光并路、裁并州县,才将瀛州升为河间府——这个名字来自于汉代,汉代在此设立过河间国(注一)。河间也属于关南之地,是周世宗从契丹手中收复的地区之一。宋初在河北东面抗御契丹,是以高阳关为根本布局,因此,直至仁宗时,瀛州也属于高阳关路。但是,澶渊之战,契丹南下,围攻燕州,结果在此城下,丢了三万具尸体!最终不得不绕城南下,自此以后,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便越发受到重视。因为河间府地处水陆冲要,舟车通利,转运方便。周围又个是富庶之地,东临沧州,兼有农田海盐之利。契丹若南下,占据河间,则进可攻退可守,深入河北、京东,来去自如;而宋朝若要谋取燕蓟,河间府也可以成为前进基地——从河间府到雄州,不过一百三四十宋里左右,之间又有河北路最重要的官道。因为其地理位较之高阳关更加优越,慢慢的,河间府便取代了高阳关的地位,宋朝在河北路,形成了西有镇、定,东有瀛、莫的钳形布局。

绍圣以来,司马光、石越经营河北防线,便是以真定府、河间府一西一东为据点,皆是池深城高,屯驻精兵,若北方之敌敢深入大名府,则此二镇之兵,便可断其粮草,攻其后背,将来犯之敌歼灭于大名府防线之前。所以,实际上,在司马光与石越的布局中,真定、河间,才是大名府防线之关键。若无此二镇,则大名府防线便成了单纯龟缩死守的一条防线。

也因为如此,真定、河间府驻扎的,乃是河朔禁军中,最为精锐的两只部队:武骑军与云骑军。

自石越得意以来,大宋枢密院、兵部,遍布出身西军的武官或者亲西军的文官,虽然收复河西后本来塞防重点已经转移到河东、河北,但事实上却是,一切兵甲配给,西军总是会暗中得到照顾,连禁军征募,那些看起来孔武能战的,也是由禁军上军与西军先挑,然后便轮到河东军,到了河朔禁军,就只有挑剩的了。其余诸如前往讲武学堂培训、各军校卒业之学员分配,样样都是上军、西军为先,河东军次之,河朔禁军与东南禁军最后。两府虽然曾经有意裁减部分西军,或者将一些西军调防河朔,但也是因为西军在枢密院、兵部的庞大势力,最后不了了之。

可以说,除了火炮配置、城防构筑这样直接由两府宰执决策的事情,河朔禁军事事皆受歧视。

河朔禁军中,惟一能得到平等待遇的,便只有武骑军与云骑军。这也是河朔禁军中仅有的两只纯马军。自从有了河套、河西之地后,虽然仍免不了要屯田养兵,但宋廷仍极注意保护那里的牧场,一方面以轻税鼓励汉人经营牧场,一方面对当地的蕃人也只征极轻的赋税,朝中战马来源,由赋税直接征收的只保持两三成,而七到八成则采取购买之方式——虽说官府之和买,总免不了要压低价格,但是绍圣以来,宋廷政治还算清明,且当地并非发达地区,物价较低,宋廷又严格控制和买比例,因此这十来年间,的确是大大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自从宋朝有了稳定的战马来源后,而且对与宋朝进行马匹贸易抱着极不乐意、百般限制的辽国,态度也转变了。再加上与西蕃、西夏的马匹贸易,宋朝的战马十数年间,就翻了好几倍。

以武骑军与云骑军来说,不仅配备了一人两马,此外,还配备了上千头的骆驼、骡、驴组成辎重营。这两只马军装备也远较其他的河朔禁军精良,它们既不是重骑兵,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骑兵。针对契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配备少量重骑兵,战斗技能不仅仅长于骑射,马上格斗冲锋、近战也很出色的特点,武骑军与云骑军的骑兵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搭配。每军中,有两个营的马军装备长枪、短枪、配剑、圆盾、手弩五种兵器,他们身穿一种特制的轻甲——胸前由一大块钢板防护,但手臂与大脚则几乎不受保护,戴着钢制头盔,战马则披上纸制马甲,短枪被用来投掷,长枪则用来冲锋,配剑用于格斗。另外三个营的骑兵则以骑射为主,他们只穿着纸甲,戴着很轻的头盔,战马则完全没有防护,配备弓、箭、手弩、短剑、小圆盾,还有五枚霹雳投弹。他们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将自己的骑兵训练得如同契丹人一样全面,因此只要求骑兵们掌握一两种战斗技能,比如弓骑兵就几乎不进行马上格斗训练。

这样的效果的确更好。

至少新任的云骑军都指挥使田烈武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从训练上来看,他的弓骑兵熟练的掌握了马上骑射的几种姿势,而且射程也能达到要求,只是命中率低了点,只有不到三成的骑兵能达到五中三,大部分骑兵只能五中二。另外两个营的骑兵,从力量上看,也能让他满意。

对于田烈武这样的宋军马军将领来说,他就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培养精锐骑兵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汉朝骑兵之盛,不仅仅是因为汉武帝在长安组建了常备军,更是因为在民间,特别是关中地区民间有大量马匹,关中地区的“良家子”,虽然不能如塞北匈奴一样完全生长在马上,但也是从小就习于骑马射箭,这就保障了可靠的兵源供应。唐朝的骑兵之盛,除了国家拥有大量的牧场外,府兵制的存在,至关重要。当府兵制败坏后,大唐真正的骑兵,就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以胡狄为主。所谓的汉人骑兵,大量的其实只是骑马之步兵。田烈武对这些典故并不清楚,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马军将领,他知道大宋的马军,大多战士从应募入伍后,才开始学习骑马,要精熟骑射之术,已属相当不易。若要让他们如契丹人一样全面,那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如十余年前的西军,在打了近百年的仗之后,拥有的少数几只马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真正的精锐敢战之士;还有选拔标准更加严格,对天赋要求更高的上军……宋军中马匹的短缺是这十余年才开始改善的,朝廷鼓励民间养马,宣布对每户养马五匹以下不征赋税,是更近的事。也许再过十五年,大宋的马军也能拥有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供应,生长于中户与上户,打小骑在马上打猎、耕地、拉车,只有当这样的人多起来,大宋的马军,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至于现在,田烈武甚至不敢期待如今的西军马军也能如契丹人一样全面,虽然他相信西军仍值得信任,因为如今掌握着西军的,依然还是那些经历过战阵的校尉、节级。

所以,云骑军已经令田烈武十分满意。

他手握一万骑兵,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他是新官上任,对部下还久缺了解,威信也未建立起来,而且这只部队从未有过实战的经历,但当四月十日他收到辽军入侵的战报时,他仍相信,他有足够的领兵经验,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大有作为。

四月十二日,他见到了由归信城一路南下,前来求援的使者。他本来已经在考虑发兵北上增援,因为据使者所言,辽军的兵力不多,若依托于瓦桥关、归信城他完全可以与辽人一战。虽然河朔禁军经常有将领坐拥大军、避战不前而见死不救的事情,但这可不是西军的传统。西军许多失利的原因与河朔禁军正好相反,他们是在前去救援的路上被人设伏以待。虽说战败皆无荣耀可言,但相比而言,田烈武也是宁肯败在救援的道路上。况且,归信城的战况、使者的忠义,的确也让田烈武为之动容。

但是,当天晚上,雄州传回来的战报,却让田烈武不得不告诉那位使者一个坏消息——归信已经陷落。而他的上司,河间知府更是直接拒绝了他想救援雄州的要求。而知河间府在战时,的的确确是河间府内所有驻屯军事力量的最高长官。

幸运的是,十四日,他迎来了一个新上司。新任判河间府,正是刚刚罢相的前兵部尚书章惇!章惇是在上任的路上听到了辽人南犯的消息,便抛下从人,自己单骑快马前来,接掌河间府一切军政事务。

章惇到任当日,便答应了田烈武北上增援的请求。

田烈武已经整装待发,然而,当天晚上,从莫州又传来紧急军情——雄州陷落!柴贵友、赵隆生死不明。

局势仿佛在顷刻间坍塌。

从十四日起,从雄州、莫州南下的难民蜂拥而来,附近的百姓也纷纷涌入城中——如束城镇这样的小城不能给他们安全感,无数的百姓向河间府涌来。

但河间府只是一座城周十二里的城市而已。它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很快街道上到处都睡满了逃难的难民。对于粮食的压力更是陡然增大。

十五日,辽人兵锋进入莫州境内,莫州北面的鄚镇被洗劫一空。

十六日,辽人绕道攻入莫州西面的长丰镇,在长丰镇放了一把火,将该镇烧了个精光。

当日更是传来谣言,风传霸州也已经陷落。因为霸州音讯隔绝已经许久,雄、霸之间,辽军遍布,章惇与田烈武一商议,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假定霸州的确已经沦陷。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辽人在攻下雄州后,一直没有直接攻打莫州城。二人猜测也许是攻下雄、霸,让辽人损耗太大,他们不得不休整数日。

章惇开始更加雷厉风行的整顿河间防务。他下令禁止难民再进入河间府,迫使更多的难民不得不继续南下,一面则在沿途而来的难民中,招募习练过弓箭、武艺的青壮,充入巡检。又派人带了一大堆忠士、锐士、守阙忠士、守阙锐士的空白告身,前往河间府各县、镇、村,颁给各地之忠义社、弓箭社的头领,让他们听令于河间府巡检,平时互相联络,定时向河间府报告消息。又颁下赏格,鼓励他们在辽军进入河间府后,敢于攻击小股辽军。驻扎河间府的宋军,原本除了云骑军外,尚有神卫营第十六营、以及河间府巡检三百余人,章惇大举募兵,兼之河间府本是作为重要军事据点经营,府库之中,兵甲堆积如山,数日之内,他就把河间巡检扩充到了六千余众!

有了这六千余巡检,再加上城墙上那二十余门火炮与整整一个营的神卫营,章惇与田烈武一合计,与其坐等着拥有火炮之利的辽军从容攻下莫州再兵临河间城下,倒不如北援莫州,维持着莫州不被攻陷,也可减轻河间府的压力。兼之据此前雄、莫传回来的战报,辽军骑军只有数千人,显然只是先锋部队。于是,十七日田烈武便亲率三个营五千余骑军,北上君子馆。君子馆北距莫州州治任丘县四十里,南距瀛州城三十里。田烈武无论北上增援莫州,还是南撤回瀛州,以骑兵之速度,半日可至。

然而,让田烈武纳闷的是,他在君子馆呆了三天,一直等到二十日,除了发现小股的辽军斥侯外,韩宝并没有对莫州发起进攻。辽军的前锋,只推进到鄚镇,便停了下来。

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商议了数次,都没能猜到韩宝到底在想什么,辽军究竟发生了何事。

契丹发动这场战争,必然有其目的。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能想到的,不外乎四个——其一,灭亡大宋;其二,报复大宋终止条约,试图通过突然的战争,迫使大宋重订城下之盟;其三,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夺取关南之地,或固守,或迫使大宋用财货赎回;其四,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如历代塞北胡狄所做的,劫掠大宋的沿边州郡,既能抢夺财物,亦能令大宋不堪其扰,最终不得不求和。

而且,只要战争获利,辽人便能再次确立对大宋的优势地位。

除了第一个战争目的,其余三个目的,皆有可能。田烈武的参军们虽然事先想不到辽人真的敢于南犯,但当战争开始,他们倒是很容易的理解了战争的原因——既然是岁赐确立了宋辽的百年和平,没有了岁赐,自然就不会再有和平。

顺理成章。

只是他们不知道辽军的战争目的,不知道辽军究竟是开始了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就只能去猜测辽军的想法。

没有几个人相信辽军只是小打小闹,仅仅是想劫掠沿边。辽国已经不是一个蛮夷国家,而且大宋如今国力正盛,绝不可能对辽军的劫掠忍气吞声。劫掠沿边等同于邀请宋军去收复幽蓟,无异于将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也变成战场——这样一来,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而这对辽国显然不利。

而且,辽军南犯之前隐蔽得如此之好,又选择四月进军,如此煞费苦心,亦非小打小闹的迹象。其明显便是想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既是如此,他们便应该迅速南下,在两三个月内,西军驰援之前,突破大名府防线,击溃河朔禁军,迫使大宋签订城下之盟——如若河朔禁军果真在西军到来之前就被击溃,西军数千里赴援,孤军作战,亦难有什么大作为,而且若西军急于复仇,反而可能被辽军各个击破。总之,若能如此,辽军至少能牢牢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宋军想要复仇至少也将是几年以后的事。

若其目的只是夺取关南,亦当及早攻取莫州,才能集中兵力,围攻河间,以便在宋军援军赶到之前,先攻取此城,避免腹背受敌。占据关南之后,便可取得先手,利用关南之积聚,与大宋争雄于河北。如此一来,大宋整个河北皆沦为战场,势必损失惨重。而契丹国力所受损耗则能减到最小。河北腹地利于骑兵驰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契丹将能尽得地利。

其实,即便辽军仅仅是想劫掠,也应该马上南下。他们既然攻得下雄州,自然也攻得下莫州。抢城市总是收获比较大的。雄莫之间相距不过六七十里,骑兵一日可到,没有任何理由放过莫州。

因此,韩宝突然按兵不动,实是让人大惑不解。就算他是在等主力或者其他部队合兵,他既如此轻易就夺了雄州,完全可以趁势先取了莫州,在莫州会合主力再来攻河间——这不正是先锋该做的事么?

莫非,雄州出现的,竟然不是辽人的主力?

这倒是有可能的。韩宝装出主力先锋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一只偏师,来牵制河间府的宋军。而他们的主力,则由镇、定南下。契丹若能攻取镇、定,将比占据关南更加有利——非止是河北,连河东也将陷入被辽军夹击的境地——雁门、瓶形天险,立时便化于乌有。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知少得可怜。他让主管情报的参军向雄州、霸州、高阳都派出了细作,但要等这些细作带回来情报,还需要时间。

在此之前,田烈武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在这里。

四月二十日。

保州,满城陵山。

陵山位于满城西南三里,满城东距保州州治所在保塞县仅四十里,西距北平寨也不过三四十里。在唐代天宝年间,这里曾经设立过满城县,然而,历五代以来之战乱,每有契丹入侵,满城总是首当其冲的地区之一,因此户口减少,至宋代,便已并入保州。宋初之时,满城犹是重要的军事要地,但到了绍圣年间,这里便只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废城,以及居住在城中的千余户居民。这既有和平日久的原因,也有司马光、石越重新规划河北战略的原因——过去在河北沿边密布着上百的军事要寨,因为司马光、石越要将兵力集中起来,遂致无兵可守,因此被废弃的,占到十之八九。

大宋河北边境,大体上是以保州为界,保州以东,池塘水泊数百里,这水泊与江淮不同,都是深不能行舟、浅不能过马的塘泊。保州以西,则多有层峦列嶂,处处都是小山,但这些小山都极为低矮,几乎无法阻挡步骑通过,所以宋廷才在此广植林木,以阻隔敌骑。因为一旦辽军到了保州东南,便是地势平坦得连这些小山都没有了。段子介的飞武军此时驻扎的陵山,便是这样一座低矮的小山,相传此山曾经是古代帝王的陵墓,当地百姓便叫它为“陵山”。

段子介驻军于此,实属迫不得已。

辽军——从燕子林之战俘虏的辽人手中,段子介已经知道这只辽军的统帅是辽国宿将萧阿鲁带,据说有六万人马攻入镇、定。六万骑兵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算上家丁就是十余万人,如此大军,与段子介目前观察到的情况大不相符。段子介与他的参军们猜测,可能是正军连家丁一共六万,实际上应该是两万骑左右。这也符合他此前的猜测,以及保州知州张绪提供的情报,当日出现在保州城外的,最多不过三千骑,领兵者,正是萧阿鲁带本人!

几乎可以断定,萧阿鲁带分散了他的兵力——这也是今日之辽军最可畏惧者,因为长期的战争,今日之辽军,拥有数不清的出色的中低层将领,萧阿鲁带可以随意的将他的部众,分成百人队、千人队,四散出击。相比而言,河朔禁军中,以镇、定地区而言,敢于统率三千之众出城寻找战机的将领,屈指可数。而以战斗力而言,段子介率三千之众,即便是乐观的来看,实力也只能与辽军千骑正兵加上两千家丁组成的千人队相当。

段子介十四日抵达保州,将解救出来的百姓与辽人俘虏全数交给保州知州张绪,因为十二日萧阿鲁带才从保州撤围而去,张绪与保州军民正是惊魂未定,见到段子介,无不大喜过望,当即杀牛宰羊,犒劳定州援军。张绪满心想让段子介替他守保州,或者至少留点兵力给他,不料十五日即传来保州东北的安肃军遇袭军情,安肃军军使胡沱遣使告急,段子介便即准备离开保州,前往救援这个“铜梁门”——因保州有神卫营第十八营的第一个指挥驻扎,段子介便想向张绪借一百名神卫营士兵,谁知张绪算盘打空,不仅一口拒绝段子介的请求,还担心引火烧身,反而连萧婆典的尸体与萧继忠这个俘虏也不肯接收。气得段子介七窍生烟,几乎与张绪翻脸。

段子介负气出城,一怒之下,竟打算直往保州三陵(注二),在那里杀了萧继忠祭祖,慌得他的参军们苦苦相谏,这才做罢。原来这保州三陵,乃是赵家祖陵。宋廷在那里也部署了一个步营护卫——此营直隶殿前司,并无军号,其职责就是守卫三陵,便是遇上战事,也只有保州救三陵的责任,没有三陵守军救保州之义务。原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天下间这等荒谬之事却是甚多。萧阿鲁带率军过境时,竟然遣使前往三陵拜祭,而三陵守军也只是婉谢使者,其余任凭萧阿鲁带围攻保州也好,大模大样途径三陵也好,竟全当没看见。

张绪只想自扫门前雪,三陵守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最荒谬的是,最后说将起来,三陵守军还会占着理。因此,段子介休说在三陵杀不了萧继忠,便真让他做了,惹得萧阿鲁带报复三陵,最后此事往朝廷一报,凭他段子介多大的后台,也逃不脱个死罪。

但如此一来,段子介与张绪便是彻底闹翻了。

他最后也没去成安肃军,离开保州才半日,段子介便在路上又遇上胡沱的使者,原来辽军只有千余人,围了一日,因安肃县实有两城,夹河而筑,两城互相联系支援,辽军围南城见占不着便宜,在城外放了半日的火,便撤围往南去了。军使胡沱见辽军远去,引军蹑其后击之,两军战于徐水之畔,宋军虽伤亡过百,然亦斩首十二级而还。

段子介见梁门无忧,遂引军而西,他不能再过保州,便想取道满城而回北平寨。谁曾想,从保州至满城虽不过四十里,段子介却走了整整四天!

便在保州西北二十余里处,段子介竟然遇上了自遂城南下的一只辽军。这只辽军显然是在遂城大战之后,没占到什么便宜南下劫掠的,虽然有千骑左右的正兵,然挟裹着上千名宋朝百姓与财物,显是极为轻视保州宋军,招摇过市,全无防范。双方前锋各百余人率先相遇,猝不及防之下,一阵混战,而后双方主力皆以为是遇上了小股敌军,竟不约而同的一股脑的涌了上来。一番乱战之后,双方都大吃一惊,辽军本来极轻视张绪,万万料不到有数千宋军出现在保州与自己野战,而且以骑军为主,更不知宋军来了多少人马。段子介猛然见着至少上千的敌骑,一时也摸不清虚实,不知道附近还有没有更多的辽军。他毕竟领兵经验不足,若非辽军见他这么不知死活的乱战,误以为后面还有大队的宋军主力,先行怯了,慢慢的且战且退,脱离战场,段子介还不知道要把这场乱战打上多久。

但就是这样的一次短短的遭遇战,段子介又损失了近四百余人,算上燕子林之战的伤亡,他的三千人马,数日之内,竟已经折损了四分之一。辽军一转眼便撤了个没影没踪,段子介也不敢追赶,草草清点了战场,便护卫着辽军留下来的数百名百姓,向满城转移。

然而,段子介又犯了个大忌,就在他清点战场、携带百姓转移的这点时间里,辽军已经回过神来,他才走了十里路,这只辽军已如附骨之蛆一般,如影如随的跟了上来。段子介战也不是,走又不敢,只得找了处小高地扎寨固守。那只辽军试探着攻击了几次,见段子介防守严整,便也大模大样的在几里之外扎营,与段子介僵持。

段子介此时真是哑巴吃黄莲,此处距保州城不过三十里,张绪肯定早已知道消息,但他绝然不会出城相救。而他更不知辽军何时会有援军到来。

于是,就在离满城不过十里远的地方,段子介与辽军僵持了三日。双方互相忌惮,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直到第四日清晨,段子介一觉醒来,照旧派出一小队人马去试探着攻击辽军,才发觉那只辽军已经在晚上悄悄的拔营走了。想来是辽军分散出击,各部之间联络不易,那只辽军等了三天,等不到附近有辽军出现,也不敢继续这么僵持下去,因此先行走了。段子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护送着百姓进了满城。他的部下皆是初历战阵,虽未遭败绩,但不到十日之内,两次交战,全都累得筋疲力尽,兼之伤兵众多,段子介本想在满城休整两日,再回北平寨。谁想满城守将早已知道他与张绪闹翻,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上司,好说歹说,就是不肯让段子介部在城内休整。段子介百般无奈,不得不在陵山扎营。

直到此时,段子介才是真正领教了张绪这等人的无耻。即便是国难当头,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同心协力。他们好心来救保州,数百人死难,换来的却是这般待遇。段子介巡视营中,便见麾下将士都是一肚子的怒气,骂不绝口。

好在这数日两战,段子介虽然指挥、判断,都并不完美,却终究是建立起了他在军中的威信。河朔禁军百年未有战事,对辽军不无畏惧之心,段子介两战辽军未遭败绩,的确是让他的部下树立起了难得的信心。在陵山休整这两日,他又亲自带着医官,查看伤兵伤情,煎汤敷药——段子介本就颇有豪侠之气,与士卒相处皆以兄弟相称,因此满营将士,对他都十分爱戴。须知自古以来,将领对士兵,纵然爱护,讲的也是“爱兵如子”,因此将领只有称士兵“孩儿”、“儿郎”的,极少有称“兄弟”者,这上下阶级之分,不管何时都清晰得很。如段子介这般,不仅嘘寒问暖,而且不问阶级,年长者称“兄”,年幼者道“弟”,众校尉虽然看不过眼,但于士兵,却颇能收心。于是这一两日之内,竟是满营军士,无不交口称赞“段定州”是个好上司。因此,虽然众人对张绪多有怨气,却倒也并无兵变之虞。

让段子介忧心忡忡的,却是他的飞武军战斗力太差,以及对于战场形势他完全两眼一抹黑这两件事。

他坐拥两千余已经有过实战经历之骑兵,面对辽军一个明显是大战之后的千人队,以两倍之兵力而不敢攻击!他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与辽军作战,他却完全不知道此时辽军在哪里,未来将在何时何地可能会碰上辽军……

前者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战斗之技能,只能在一次次与辽人的短兵相接中去磨练,除此再无他法。但后者呢?到达满城后,段子介立即解除了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之职务,虽然也许不能对他太苛责,但是,几天前的遭遇战,让段子介意识到了这个职位对他的军队来说是事关生死的,他无法再容忍任何颟顸无能者占据如此重要的职位!

既然他的飞武军打不了遭遇战,那么他就要尽量避免打遭遇战。他是在定州、保州作战,朝廷花费数十年,配合此处之地形构筑的林寨,已然给了他极大的空间。他是主军,他应该熟悉地形,了解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地形对自己有利,辽人会出现在何处……便以几天的那场遭遇战来说,若他事先知道有这么一只辽军会南下,他的地图上显示,至少有三处树林与小山他可以设伏以待!

虽然在保州遇到如此待遇,但段子介绝不会因此就退回定州的城墙之内。对段子介来说,正因为这个国家有张绪这样的人存在,他这样的人才应该更加努力,只有如此,他才对得起死在浐水之畔的向安北。既然他判断辽军只有两万骑入侵镇、定,而且他已经知道辽军是大举入犯,那么这里的辽军就不是主力,按着过往的战例,这支辽军应该大举深入,一路烧杀抢掠,然后在大名府一带与其他各路辽军会师……所以,段子介也深信,虽然萧阿鲁带分兵四出劫掠,但这一路所有的辽军必然会在大致的时间,往某处聚合,然后继续深入,与主力会师。而他要做的便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萧阿鲁带得逞!

他要让辽军明白,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宋军。站在他们面前的,绝不是那支只会消极防守的军队。他要让萧阿鲁带的分兵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两天之内,他让定州巡检张庞儿兼任了他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因为燕子林之战,保州的一些忠义社纷纷前来投奔,他将他们全部划入张庞儿麾下,而张庞儿则将这些忠义社的人遣散回去,让他们联络各村各镇之忠义社,刺探辽军动向,传递情报。他让保州境内之忠义社,将刺探之军情,全部传至吴和尚与吴三儿处,而二人再送往北平寨。虽然如此传递之军情,多半难以及时,但若能将定、保州附近之军州忠义社全部联系起来,他就能大致弄清楚辽军活动之范围,各部大致活动之脉络,最终他就能知道辽人将出现在何处。

只是此事必须尽快。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萧阿鲁带会在何时聚合他的大军,继续深入。所以,在十九日,段子介便遣出张庞儿,让他带着自己的数封书信与全部巡检,分别前往定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乃至深州、赵州。

此外,他又采用李浑的建议,让李浑从军中挑拣出这数日两战之中,犹为勇武的战士共三百余人,别立一指挥,让李浑任指挥使,担任自己的亲兵牙队。下次再遭遇辽军,他便让这只牙卫承担冲锋陷阵之重任。

对于这些举错,段子介其实心中也忐忑得很。他并不确信是否会有结果,特别是倚重忠义社——辽国通事局经营已久,万一忠义社中有辽人的奸细……段子介总是会忍不住这样想。士大夫们是很矛盾的,他们以百姓的保护者自居,却并不是很信任百姓,在他们的心里,百姓是“小人”,而“小人”则不讲节操,容易被“利”收买,且易被愚弄与操纵。况且,孔子还说过,用不习于战阵的百姓出战,等于是抛弃了他们……段子介也是个士大夫,尽管他是武举出身,但究其内心,他到底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他愿意为百姓出头对抗权贵,甚至愿意替百姓下狱坐牢乃至冒生命危险——这些对于段子介,不会有半点的犹豫。但是,若要他相信百姓,却并不如他发布命令时所表现的那么容易。

实际上,那很困难!

但他知道张庞儿与李浑所献之策,是他改变自己对辽军一无所知现状的唯一办法。

除了信任忠义社,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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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真实历史上,据《读史方舆纪要》,至北宋末年之大观年间,才升为河间府。』

『注二:宋太祖祖籍保州,保州三陵,指的是赵匡胤四世祖僖祖赵朓的钦陵、曾祖顺祖赵珽的庆陵、祖父翼祖赵敬的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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