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 第一百零一节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及其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逝,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的小报纸上开始,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很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用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是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注: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右。)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两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小报,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谋个生业。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它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节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侯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预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翰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由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必要的伎俩,根据卢之翰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动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着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价,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预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宋辽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因此,这两份报告不仅说服不了司马光,而且会让他更加乐观。石越知道他的习惯,司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彦成的判断的,职方馆的报告,他向来只做为一种参考。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时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琉璜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琉璜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侯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琉璜开采又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琉璜之后,日本的琉璜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琉璜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得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但石越并不想用那个办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想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

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但是,既然依靠范纯仁来说服司马光已经失败,朴彦成的奏折也没带来什么帮助,那么,石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辽人南下,而什么也不做。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

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她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她。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她狄家,但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得做罢。除此以外,清河的哥哥赵仲佺于绍圣四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侯,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侯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佺带到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佺,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

若以立国形势而言,南海诸侯中,再也没有比歧国公赵仲佺来得更加轻松的了。

石越与赵仲佺没什么交情,他如此关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与石蕤的婚事不协,她仍然坚持联姻石家,便已经是一种投桃报李之举。

如果请清河郡主在这件事上设法说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让人知道是他石越请清河代为游说,那么对他与清河,都会是灭顶之灾。只不过这种风险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极聪明的人。

让石越犹豫的是,清河虽然对高太后很有影响力,但却不是一定能说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机率有多大,若是不够大,他觉得轻易不该找清河帮忙。

就在石越还在为是不是要找清河帮忙而犹豫不定的时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即将南侵,结果除了换回石越的一顿臭骂以外,竟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他瞄了一眼书架上的历书,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绍圣以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汴京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冷,绍圣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雪,黄河冰冻,载满了粮食的牛车也能通行无阻。此后几年,虽然没有那样的暴雪成灾,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经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来,唐康就能感觉一股寒流直钻进脖子里。

这日乃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枢密院当班。唐康自出使辽国回来后,恰巧又赶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为被石越训斥,自己的主张又不被朝廷采纳,心中不快,因此这一阵都是闭门谢客,每日自密院回来,便只在书房读书。

今日文氏因许了几个孩子去动物园,早早便出了门。金兰因为是逢十——太皇太后特别恩许,凡是假日,特许金兰进宫陪王贤妃说说话。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兰一大早便进宫去了。唐康在家里读了一会书,心里翻来覆去的却只是念着辽人要南犯的事,也没什么心思。他性子如此,当日石越与他说的,不论有理没理,反正他也没如何往心里去。毕竟,不管石越高兴不高兴,他也承认了辽主是很可能要南侵的。对唐康来说,知道这个就够了。况且,石越所说的,也许有理,但唐康觉得,总归是保守了一点——以今日之形势而言,如若真的恢复了幽蓟故地,大宋控制着云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得着这么风声鹤唳。

想着这些烦心之事,唐康更觉索然,干脆把书给丢了。

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唐康在心里想道。司马君实不愿意面对现实,那就逼他面对现实。

他一面心里谋划着,一面随手翻弄着摆在书桌上的一堆名刺、札子,这都是这十来日收到的,迟早都要一一回访。其中有几份名帖放在显眼处,这些都是金兰替他打理的——自从唐康回京任职后,他们夫妻关系好了许多,虽然他心里仍有芥蒂,但是有金兰替他打理这些事情,唐康心里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比金兰处理得更好。如这些名帖,既是放在显眼处的,那必是金兰认为重要的。

他一张张拿起来看,摆在最上面的,是武成侯杨士芳与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札子。那是上次他们访唐康不遇,唐康着人送了封札子去谢罪,这是二人的回书,约唐康在方便时小聚的。他知道杨士芳的心思,笑着摇了摇头,将札子丢到一边,拿起第二封。

第二封却是永丰张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这个名字,不由愣了一下。这些天来,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已经听了不过十次了,举荐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来密院替他说项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密院内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放在这显眼之处,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既然如此,将这个叫张叔夜的家伙调到广信军去做通判好了。辽人如果南下,十之八九要过遂城,不是将门之后么?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他祖上的本领。不过,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决定不了一个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这个张叔夜想要的,是枢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员外郎这样的职位。

他哼了一声,将这名帖扔进废纸篓里,又翻了几张名刺札子,却都是些没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谋之事,更无半点头绪,他心间烦恼,不由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来人!”

一个门外伺侯的亲随连忙跑了进来,欠身问道:“官人有何吩咐?”

“备马,去杭州正店。”

“是。”那亲随忙哈着腰答应了,退出去准备。

这“杭州正店”,座落于熙宁蕃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正是楚云儿当年的侍婢阿沅,这楚姓,乃是她为纪念故主而改姓。她在楚云儿死后不久,负气出逃,饱经沧桑,后来被陈元凤偶遇,先是送至现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后来才禀明石越。石越虽然对此大喜过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性情,深悔当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愿嫁人——以她的身份经历,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除非她愿意当妾——因此,干脆便顺了她的意,在熙宁蕃坊觅了好处地方,重金买下,送给她,开了这么家杭州正店。所有这些,石越怕惹弹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愿意领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与李敦敏经手办的。

这阿沅虽经历很多苦楚,对旁人性子似改了不少,但对石府,却仍旧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气。她回了汴京,与石府并不太亲近,惟独只与唐康说得上话,只是唐府的两位夫人,都是名门出身,却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儿出身较低,能折节下交——二人虽说对人和气,但那种“和气”,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气”。若真让她们与阿沅这等侍婢出身的女子来往,那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与阿沅多说得一句话,都似乎是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几乎从不去唐府,反倒是将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当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却会经常主动来这“杭州正店”,尽管阿沅也不如何对他假以辞色。

在唐康的心里,少有什么儿女之情。但不知为何,对这个阿沅,唐康却似乎怀抱着一种愧疚、同情,也许还有其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当年楚云儿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而这个女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变的——原本,她应该与她那美丽的主人一道,在杭州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除了这些愧疚,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欢的地方。

这家店店如其名,店里的侍女、小二、茶酒博士,都是杭州人,说的都是带着杭州口音的官话——杭州可以说是唐康的第二故乡,如今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于杭州。来到这里,让唐康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而阿沅虽然对他爱理不理,但反而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礼貌周到,有时候让人舒服,但有时候其实是一种距离,把人隔得远远的。唐康觉得自己也许是有点贱骨头,但是,他的确觉得这里更象是家。

因此,这几年间,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闲暇静坐,他都会来杭州正店。不仅仅是他,这里也是许多新党、石党官员爱来的地方,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店子的女主人与石越的渊源,很多人是因为李敦敏来的——李敦敏经常带着同僚前来聚会,而大凡有过东南为官经历的人,来过之后,都会喜欢上这里。

唐康在店门前下了马后,马上有店里的马夫来牵马照料。他是熟客了,进了店,一个小厮马上笑着迎他上了楼。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间雅静的小院子给李敦敏,留给唐康的,却只有主楼楼上的一个清静座位。他也不挑拣,由着小厮上了茶水果子点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这几日可曾见着李大人?”

“李大人却不曾见。”那小厮摇摇头,一面麻利的摆放点心,一面笑着回道:“倒是范都司来过几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他倒会偷闲。”

小厮口中的“范都司”,自是指范翔,他现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故有此称。尚书省右司掌尚书省兵、刑、工等诸房文书,凡是尚书省与兵、刑、工等部寺往来之文书,都要经过尚书省右司,并有纠察之责,可以说品秩虽低,职权甚重。但唐康却也没太放在心上,他与范翔虽然很熟,而且关系还算不错,可到底却是范翔与他亲近得多,他与范翔亲近得少。

那小厮哪知这些,见唐康有兴趣,又笑道:“是啊,范都司可比都承闲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没来了,范都司前日晚上,还与阳信侯一道来喝酒呢。”

他说着,忽然伸头探出窗外,往楼下看了一眼,缩回头便笑道:“都承,瞧瞧,说曹操曹操到了。”

“嗯?”唐康一惊,不觉道:“阳信侯来了?”一面说着,一面也探头朝楼下望去——来的却不是田烈武,而是范翔和潘照临!小厮还在絮絮叨叨说道:“那位官人却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连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间雅静的小院。”说着话,已经大步下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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