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 第九十九节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逝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象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信札子,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着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他也还能清楚的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他脑海里,这两副画面,不断的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的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本人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做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注:宋时风气,大臣近戚死后,例遣内侍监护葬事,称为“敕葬”。敕葬最初为一种荣耀,但是因为丧葬之事全部听监护官处置,结果虽然有皇帝的敕葬财物,但监护官往往不计费用,最终仍然导致死者家属无力承受,甚至多有破产者。当时有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大臣近戚对此无不避之惟恐不及。)。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在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运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象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他磨磨蹭蹭的拖了好一会,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的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的确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就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有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一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的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任何毛病可挑。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峻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尔的名胜。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着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从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的长度不过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做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僧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形势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石越远远的便听到宏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上了上千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但此时听到这声彻数里的梵音在耳边缭绕,开始尚不觉得什么,然而听得一阵后,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的变得平静。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但这种平静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的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着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的打听着。没多久,这个亲随便又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的,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

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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