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 第七十八节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开封府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才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宋代官员受到指控后,朝廷要求其自我辩护,称为‘分析’。)。”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地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多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账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

或许蔡京的发行盐债时,确实令有些富户不满,但是司马光也暗中遣人去调查了,在开封府超额完成任务后,还有些富户想方设法想要买一份盐债,以换回一个诰命或者开国男……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有凭有据——陈州门附近有一唤作李阿三的,由寡母带大,辛苦攒下家产不过三万多贯,为了给寡母得到一个诰命,卖掉许多田宅,买下了两万贯的盐债;南薰门张家的小儿子,乃是小妾所生,虽善于经商,积下不少家财,但平时生母在家里却常受人欺负,此番为了替生母买个诰命,找人说项找到太皇太后身边的陈衍那里了……若说不能淳厚风俗,这弘扬孝道,难道不是淳厚风俗么?况且若无这些事情,蔡京纵想出风头,亦不必主动要求增加盐债定额到八百万贯。而且,在奏对时,蔡京亦担心中产之家的事情,还特别请求朝廷免去下县的盐债额——若说是劫掠,那也是劫富济贫,劫富济国,何况,这只是借债!这笔钱,朝廷是要连本带息归还的。

但是,司马光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连刘挚都斩钉截铁的认为这是恶法恶政,不仅开一坏的先例,败坏风俗,还将造成许多中产之家破产!

而司马光也认为,大多数反对的官员怒气难遏,不肯妥协的原因,实是因为石越的傲慢。这一点,让司马光心里至今耿耿,若是当日石越肯妥协一下,花点耐心说服梁焘、沐康,那么事情也许就不至于越来越恶劣,以至于最终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推行盐债,还要付出十几位司马光平素所欣赏的大臣因不合作而被迫同意他们出外担任地方官的代价!

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勉强留任,但却并未妥协的御史中丞!

此事已然在朝中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在旧党内部造成了公开的分裂。

司马光不愿意去怀疑石越,他不愿意猜忌他是否早有预谋。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必须站在石越一边,先来挽救这个国家的财政。但他也可以预料到,随着盐债的推行,争议与反对不会减少,而只会越来越多。

他的目光在日记上停留了许久,反复思忖,终于还是提起笔来,用蝇头小字,在一页裁好的白纸上,详细补记下有关开封府发行盐债的种种事例,每写一页,便小心的放到一边风干。平常晾干墨迹,用线装订成册,都有下人来做,但他的日记,却都是他亲自动手。

虽然只是记叙普通的事实,但司马光每写一句之前,都要仔细斟酌,方肯下笔。这既是爱护物力,以免浪费笔墨,亦是尽可能让自己记叙时,下笔公允。史家都有自己的喜恶,而涉及到本身的事情,犹难做到公正无私,叙史原本有一定之规,哪些是记叙史实,哪些是史家的评论,都各有分野,但若不倍加小心,便会将自己的情绪带进叙事中,影响到记叙的价值。

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公正无偏,但若因此而丧失对公正的追求,那却更非正道。

对于盐债之事,司马光心情之复杂,实是他生平所仅见。他并不喜欢借债这种方式,更不喜欢卖爵,比起那些反对他的君子而言,司马光对名爵的重视,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但另一方面,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所谓的宰相,其实便是这个国家的大管家,所以,他也必须在几个他都不喜欢的后果,选择一个稍微没那么厌恶的。他能理解那些反对他的故友,但是,他又由衷的希望他们也能够理解自己。而更矛盾的是,尽管他在理智上认为发行盐债、卖爵,这只是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对石越建议此策的效果将信将疑,对他过于强硬的态度与方式心怀不满,亦为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而忧虑难安。但是盐债发行顺利,亦让他打心里高兴,而在国库捉襟见肘许久之后,突然之间又变得宽裕起来,更令他有一种难以名言的轻松与喜悦。

因此,在记叙有关盐债的事情时,若不努力保持克制,他会一时对刘挚们充满同情与理解,一时又不自主的想要指责他们……直到书阁里的座钟走了四分之一个时辰以后,司马光才总算记完这些。他又细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方才又拿过日记,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只记录了很简单的一条事:

“……太皇太后眼疾,诏天下各州县访求名医……”

后面则是大段的空白。

司马光重重地叹了口气,几乎是用一种厌恶,不,应当是痛恨的眼神,望着后面的大段空白。

当日留下这大段的空白,是因为司马光对那个传闻还将信将疑,但今日,他却已经可以确定——清河郡主每日都要进宫,替太皇太后读奏状,而太皇太后的批答,十有八九,亦是出于清河之手,虽然依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两府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但是一向十分贤明的太皇太后,在此事上却十分固执。在司马光面奏时,太皇太后更挑明了她不会让清河郡主干政,一切旨意,皆自圣断。并直言她眼疾已十分严重,已无力再看这许多奏折,虽有翰林学士,但毕竟男女有别,内外宫禁不便,而清河郡主“素谨慎识大体”,才“不得已”如此。

但这样的说辞,是无法令两府安心的。

所谓“防微杜渐”,清河郡主虽然的确颇有贤名,但一旦大权在手,谁又能保证时日一久,她不会迷失本性?况且这是大伤太皇太后圣德之事。

但太皇太后将所有谏章一律留中,两府亦无可奈何。而且两府心里亦十分明白,他们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折中之法——可没有人敢叫太皇太后去安心养病,将权力全部交给两府。宰执们虽然心照不宣,但众人心里的打算,司马光却是明白的——此时虽无可奈何,只得尽力替太皇太后求医,但只等着清河郡主落下个什么把柄,便要令她此生永难再入宫中。

大宋朝不是李唐,若宫中竟出了个上官婉儿,那可真是宰相之耻!

保慈宫。

“苏轼奏状(此处特指宋代官员奏陈、乞请事,经通进银台司进呈之一种文书。凡奏状必须用官印,封面并有引黄,略举该文书所言之事项等。),引黄言辽使已经换文归国,辽主亦已停止征召部族兵,契丹北枢密院通报使馆说,大军聚集,非为南犯,不过聚兵操练,今演练已毕,将逐次散归。”清河坐在殿中一侧的一张书案旁,给高太后念着奏折。她先念引黄的内容,若高太后想继续了解详情,她才继续念奏折的内容。

高太后闭着眼睛,嗯了一声。为了让辽人缓兵,代价不菲。不过在高太后看来,终究还是值得的。两国交兵,是臣子之利,而非君主之利,这个道理,高太后时时牢记着。

现在已经知道,辽主其实并不想和宋朝打仗。而宋朝开出的条件,亦是辽人所无法拒绝的。打仗不过是为了求财,如果不打仗也能得到钱财,辽主自然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在章惇提出宋朝的条件后,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快变成了货物的价格与数目、契约时间的长短……高太后当初的打算是时间长短无所谓,只要不超过庆历增币后的水平,便可以接受;而两府则坚持宁可付出每年一百万贯,时间亦不得超过五年。但最后章惇的使命完成得非常好——此事再加上他在平渭南兵变时的功劳,在他回国后,没几日便被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章惇最终与萧禧签订的契约,为期五年,双方约定五年后再次谈判,而宋朝实际的付出,只有每年五十万贯左右。

虽然对目前的国库来说,五十万贯亦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高太后与两府都视为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相比战争而言,这已经很便宜了。更何况,在盐债开始发行后,汴京轻易便募集到八百万贯的巨款,这实是给了高太后很大的心理安慰,似乎国库忽然间便没那么穷了。

但这个新的条约并没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密约,两府觉得纸包不住火,干脆主动公布——它在朝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倒是在民间招致了许多的不满。但大体而言,反对的声音远不如预期的强烈,清议感到失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实却是,即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能感觉到大宋朝的变化。而且,朝野的注意力,也早已被盐债与封建吸引——甚至连西夏使者再次来到汴京,亦没有多少人关心。

士大夫们要么在为发行盐债而争吵,要么在为是否封建而争吵,要么同时为这两者在争吵。特别是为了盐债之事,许多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一夜之间视对方为小人奸佞;而一些昔日势不两立,互相看不起的人,忽然之间又互相声援,同仇敌忾起来。

但直到目前为止,高太后亦难以分辨盐债的好坏,所以她也无法评判谁才是小人,谁才是君子。她只能选择相信司马光、石越,然后让结果来证明谁对谁错——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高太后的心思,此时也完全不在这些事上。

无论盐债也罢、防秋也罢,高太后皆无甚主动权,两府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她真正握有主动权,她真正参与其中,同时亦关系到她的切身感受、甚至是利害的,只能是封建。

韩忠彦的密对直谏,让高太后大受震动,她也因此未再干涉省试之事。但如此一来,省试策论题目居然是“周以封建立国论”,此事传扬开来,却也令朝野震动!对于支持封建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则更受刺激。朝野关于封建的争议,愈演愈烈。不仅吴从龙罢官之令迟迟拖延难定,连原本对此保持缄默的两府宰执,也一个接一个的打破沉默,虽然司马光与石越、韩维依然遵循当日对她的表态,在奏章中含混两可,韩忠彦不发一辞,但自范纯仁以下,孙固、苏辙、李清臣、吕大防等人一个接一个的相继表态,明确支持封建,却也令得鼓吹封建者士气高涨。

虽然朝中反对者依旧不少,但无论官位、名望,此时皆已无法与支持者相提并论。虽然士大夫意气相争,绝不肯轻易退让半步,更遑论改变政见,但站在高太后的位置上,却已经将朝野的“众心”,看得清楚。

省试策论的题目,也许是有人暗中策划,也许只是偶然,但无论如何,高太后心里亦明白——这么多重臣站出来支持封建,绝非只因为那道策论题目,这些人其实心中早有成见,只不过他们善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政见公布而已。

也就是说,人心是支持封建的。

而这支持封建的“人心”中,更不知有多少,其实是为了小皇帝考虑。而这潜在的力量,更让高太后时时想起韩忠彦那日的谏言。

虽然高太后对要如何处置韩忠彦还拿不定主意——若韩忠彦说那些话时,旁边还有任何一个大臣,又或者,韩忠彦此后将这番话泄露出半句,高太后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他贬到岭南甚至南海去。但事情却并非如此,韩忠彦是密对时直谏,而事后又极得体的对封建之事不发一语。高太后既感慨于韩忠彦的忠直,而且韩忠彦又是她素所亲信的大臣,但另一方面,她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敢如此放肆的说出那些无父无君的话来,若再不敲打敲打,岂非形同纵容?

但无论如何,她心里却也明白,韩忠彦说的话,皆属逆耳忠言。

韩忠彦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站在她的立场,为她考虑的!

只有让雍王成为手握实权的一国诸侯,才能真正保全他的性命。唯有如此,才是长久之策。

高太后心里已经相信韩忠彦所说的。

在那一日之后,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动摇。

她开始更加主动的关心封建之事。

高太后并不着急,即使下定决心要将雍王封建到南海,亦不必急匆匆的,尽管宫中、朝野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想等一等。

如果要封建的话,她便要更加了解南海诸岛的形势,以便将两个儿子封个好地方,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她不能排除朝中会有人借刀杀人,将雍王封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封国,然后哄骗她少派兵马护送。而她亦不可能随便赏给雍王过多的东西,那样会招来无谓的攀比与非议。所以,只有她了解真实的情况,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

此外,她也想借此机会,看看朝中大臣的“人心”。臣子们有时会掩饰自己的动机,但若赞同封建者与反对封建者不断的争吵,那许多真相,就难以掩藏。究竟哪些大臣心里是站在六哥一边的,她一定要心知肚明。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到目前为止,宗室之中,依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支持封建!

只有沉默者、反对者。

在高太后看来,宗室的态度亦十分重要。她不想让宗室们哭哭啼啼带着满腔的怨恨上路,她也不想看到宗室们闹出什么难以收场的丑剧来,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如果当真没有宗室支持封建,那所谓的“封建南海”,必将以失败告终。而她,将成为赵氏的罪人。

她宁愿耐心的等等,如果最终依然没有宗室支持,那她宁愿谨慎一些——在她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封建了,便足够。

想到这里,她在心里摇了摇头,颇有一些支持封建的大臣,是将宗室当成一种累赘,但那绝非她之本意。她倒宁可养着这些宗室,安安分分的共享太平。

清河等了一会,见高太后没有进一步的示意,便在奏状上批了句“降付都堂”,然后放到一边,又取过一本奏状来,看了一眼引黄,禀道:“这封是石相公奏状,引黄言前次奏事,议及与西夏议和之事,未决,石相公请凡夏使所请诸事,其中册封秉常、复赐国姓、许秉常每岁遣使祭祖、朝廷设官照看其祖坟、允两国互市、遣归愿归夏之党项贵人、互派使节,朝廷均可以允诺;朝廷要求秉常诸事,则当包括西夏当奉大宋正朔,用大宋年号,称臣,划定边界,约束边臣诸条。取进止(取进止,宋代奏折常用结尾词,意为请求裁决。)……”

“与西夏议和之事么?”高太后心不在焉的反问了一句。

“是……”清河应了一声,却听高太后又说道:“此非急务,待改日内东门小殿再议不迟……”

“那……”清河正待询问是否要将石越的奏折留中,高太后却已又吩咐道:“你且先念那些和封建有关的札子罢。”这是她眼前最关心的事。

“是。”清河一面答应,从书案上翻出一堆奏折来——这早都是分门别类了的。她拿起最上的一本,方要念,又听高太后说道:“亦不必念得那么详细,不论赞成也好,反对也罢,理由总是那几个,你只管告诉我谁是支持,谁是反对就成。”

“是。”清河答应了,拿起第一本,看了一眼引黄,一面禀道:“这一封是签枢章惇的奏章。”

“那不必说了。”高太后虽然双目微阖,但心里却明镜似的,“章惇前几次面对时,除了北事,便全是在力陈封建之利。”

“太皇太后圣明。”清河笑道,将章惇的奏状放到一边,又拿起一封来,但只看得一眼,立时便惊住了。

“曹王……”她方说了两个字,那边厢高太后已霍地睁开了双眼,“曹王?!”

“是。”清河不敢去看高太后的眼睛,低着头,但语气却很肯定,“这封是曹王的奏状……”

“快呈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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