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 第七十五节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后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挚,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挚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焘、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甘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挚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挚。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唯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的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贻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词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词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词,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至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的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后省,门下后省之简称。给事、琐闼,给事中之简称或别称。),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的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事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一般来说,宋代省试是在锁院后大约十日左右引试。)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地打开。

远远地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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