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十四章 两河百郡宋山川 第五十七节

熙宁十八年一月十日。残雪未融的汴京城,显得格外的寒冷,但此时若有人拨开白雪,便会发觉雪地下面的野草,早已不似冬天的枯黄,早春的绿意,仿佛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降临到人间。

“这算是个好兆头。”汴京城北的陈桥门外的官道上,骑在马上的范翔望着路边石头缝里溜出来的一丝春意,心里自嘲道。

范翔再也想不到,赴辽国告哀使的差遣,竟会摊到自己头上。为此,吏部还特意调了他的职位,由尚书省的户房都事变成了礼部的礼部司主事。这两个官职表面虽然是平级,但实际上当然是户房都事的权位更高一些。范翔并非是计较官位的高低,虽然他很在乎自己的功名,但他知道,出使辽国回来后,只要不辱使命,他很快就要变成正七品了。这礼部司主事不过是个临时的差遣,本就不值得计较。

可范翔却一点也不想去辽国。

在接到任命后,范纯仁特意见了他,告诉他辽国可能将要南犯,因此,他此番的使命,不止是告诉辽国大宋发生国丧,还要见机行事,尽可能协助苏轼,阻止辽国南下。

往来交聘,范翔本就觉得并非己所长,更何况此行还充满危险……但他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范纯仁、孙固都欣赏他的才智,石越也以为他足以胜任,此时又正值国家多事,他怎么敢拒绝?更何况范翔知道在他之后,按照故事,还会有好几拨使者被派往辽国,自己不过是打个前哨而已。迫不得已,也只好硬着头皮上阵。然而,这的确不是范翔所喜欢的差使。哪怕出使,范翔也觉得自己更适合担任喜庆一些的使节。

范翔又瞥了前来送行的潘照临一眼,心中更生疑窦。因为适逢国丧,他又以告哀使出使大辽,自然不方便亲朋好友十里长亭的送别,而范翔自忖与潘照临这位右相府第一谋士的交情,更没有好到会令他特意前来送行的地步。

事情反常,更让范翔感到不安。他又想到跟在身后的使团,但却忍住没有回头。潘照临是与他并绺而行,范翔不知道这样合不合规矩,但这种礼仪上的事情,是千万疏忽不得的,否则传扬出去,被人参上一本,后果不堪设想。

然他亦不敢得罪潘照临。虽然潘照临一路之上,并没有与他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默默坐在马上徐行。可范翔心里很清楚,潘照临来送行,一定有事,他既不说话,范翔也不愿伤神去猜,更不便催促,只好按捺住心里的不安,耐心的等待。

但范翔终究是忍不住的。忍得一阵,他忽然“哦……”了一声,转头望着潘照临,问道:“潘先生,不知相公的伤情如何?”

“仲麟定在想我为何会来送行。”潘照临却无意多谈石越左臂的伤势。

“在下确是有点受宠若惊。”范翔坦白的说道。

潘照临微微点了点头,对于“受宠若惊”四个字,居之不疑,“国家多事。仲麟想必亦听到了许多流言?”

“先生是指?”

“京师处处在传三佛齐将勾结注辇国叛乱之事。”潘照临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嘲讽,“有人忧心忡忡,道薛奕对三佛齐掉以轻心,恐误朝廷;有人则不以为然,以为薛奕都觉得没事,那自可以高枕无忧……”

听到此处,范翔几乎露出笑容来,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使命,连忙克制了,嘴里却忍不住说道:“依在下之见,这皆不过是薛郎故意为之!”

“哦?”潘照临忽然转头望了范翔一眼。

“在下早就听说,薛奕有意游说朝廷对注辇国开战,然终不得志。依区区之见,三佛齐叛乱,只怕是迟早间事。薛奕并非掉以轻心,他是盼着三佛齐叛乱,才好名正言顺,让朝廷同意他用兵。”范翔心里的这番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向人说出来——他毕竟还是知道轻重的,在别人面前胡乱议论这些,对薛奕颇为不利,但如范翔这样的人物,心里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却要憋在心里,也如同一种折磨。此时能有机会在潘照临这等智谋之士面前一吐为快,他的心情也不由得变好了许多。

“仲麟果然是才智之士。”潘照临再次看了范翔一眼,眼中已略有赞许之意。

“不敢!这等雕虫小技,想必也瞒不过相公。”

“若是相公有时间细想,自然是瞒不过他。”潘照临淡淡说道。

范翔不由愕然:“那先生……”

“南海万里之外,朝廷难免鞭长莫及。有些事情,我说也罢,不说也罢,迟早会发生;相公早知道也罢,晚知道也罢,亦无甚区别。既然如此,便无必要早说。况且这说到底,不过是流言……”

“那……”

“薛奕若果真掉以轻心,他便无资格再呆在南海,享有他今日之地位,纵被朝廷处罚,亦是咎由自取;但薛奕不至于如此不成器,他既然是有意为之,则必有善后之策。此事原本不必操心。然薛奕千算万算,亦料不到朝廷在此时忽然遭逢国丧,更不会算到契丹居然在此时有意南犯!”潘照临哼了一声,又道:“按故事,遣往各路告谕国丧、新帝继位的使者,需在大敛成服(按汉族之丧礼,人死之后,第二日要给死者清洁遗体,换上衣服,称为‘小敛’;第三日则收尸入棺,称为‘大敛’。按礼法,人君入殓的衣服,应当有一百套。大敛的次日,也就是第四日,亲人按着亲疏的不同,穿上不同的丧服,则称为‘成服’。阿越按:有宋一朝,皇帝死后,并不严格遵守此礼。北宋皇帝从死至大敛,最短四日,最长八日。如据《宋史》,赵顼死后八日,方大敛成服。而大敛、成服,有时亦可在同一日。)后才能出发。纵是不顾礼法,立即派出使者,待薛奕知道这些事情,只怕三佛齐亦已经……哼哼!薛奕这番玩火,稍有差池,便会烧到他自己,还要连累家国!”

范翔听得耸然动容,果真北面契丹南下,南海三佛齐与注辇国倡乱的话,以大宋今日之国势,断难两面应敌。到时候要保哪里弃哪里,自是不言自明的。

“朝廷经营南海十余年,方有今日之基业,岂能毁于一旦?!”潘照临忽然勒马停住,眯成一条缝隙的双眼中,露出摄人的光芒,“休说南海,今日国家之势,亦非与契丹交兵之时。故相公问我何人可以出使辽国之时,我以为满朝文武,除章子厚外,便非仲麟莫属。然章子厚官位太高,做告哀使必引人注目,更令辽人生轻我之心……”

“原来……”范翔连忙跟着勒马,他这时总算知道,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何人。

“承平之时,要讲礼义诗书,否则出使难免辱国;但有事之时,却不能用书呆子出使。不过,我方才有意试探,仲麟终还是沉不住,亦算不上上佳之选……”潘照临毫不顾忌范翔的自尊心,他言下之意,分明是说范翔亦不过是勉强凑合。范翔听得又是羞愧,又是哭笑不得,却见潘照临挥鞭指了指远处的一座亭子,道:“我给仲麟引荐一个人。你此行之使命,便是要设法将此人不动声色的引荐给辽主或他身边的重臣。”说罢,策马朝亭子那边跑去。

范翔连忙吩咐了一下使团,驱马跟上。

在亭子里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僮仆,男子的衣饰很平常,但范翔早就留意到亭子外面的三匹高头大马——无论是在松漠庄,还是在雍王的马厩,如此高大的白马,都是很少见的。

“在下柴远,见过范大人。”那男子见着范翔,连忙抱拳行礼。

“柴远?”范翔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但此时亦不及细想,便见潘照临挥手斥退那两个僮仆,道:“仲麟需记住一事,柴远并非朝廷使节,与大宋并无半点关系。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商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才设法接近辽国君臣。是以,此事若令朝廷知道,连仲麟亦难免要受责难。”

这种要求,未免强人所难。但范翔听得出来,潘照临并非是想针得他的同意,“但在下是首次使辽,要不辱使命,没有大苏协助……”

“仲麟若不怕回国后被问罪,尽管去找大苏,他身边有多少职方馆的官员,想必毋须我多说。何不干脆向朝廷拜表直接一点?”潘照临不待范翔说完,便毫不留情的讥讽道。

但范翔此时却已顾不得潘照临的讥讽,急道:“然……”

他才说得一个字,又被潘照临打断,“去找朴彦成。”

“朴彦成?”范翔奇道。

“便是朴彦成。”潘照临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望了范翔一眼,仿佛很不愿意与智力如此低下的人多说什么,“朴彦成一家,原是高丽顺王的人,王运做了高丽国王后,顺王一些旧党,逃到了辽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人在高丽国内,亦并非全无势力。朝廷为万全计,令朴彦成出使辽国,目的便是暗中接近这些人,并设法分化他们,操纵他们。若要将柴远荐给辽国君臣,上策便是通过这些高丽人。”

范翔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有再问朴彦成身边为何没有职方馆的人监视——毫无疑问,朴彦成一定在职方馆也有份薪俸。但他心里面又冒出一个疑问来……“你到了辽国,要谨防辽国通事局。”潘照临没有容他再多问,回头瞥了柴远一眼,便出了亭子,上马离去。范翔看了看柴远,又看了看潘照临的背影,终于忍不住,苦笑出来。

将柴远介绍给范翔之后,潘照临便策马往陈桥门回城。此时,陈桥门前,依然是一片肃穆之色。把守城门的兵吏都戴着孝,数量却比平日多了一倍还不止,对出入城门的人,盘查亦十分严格。潘照临不由得摇了摇头,轻轻叹了气。在往年这个时候,因为是灯节,便是各外城门上,也会张灯结彩,但今年的灯节,却早已名不副实了。

先皇帝赵顼升遐,举国同哀,开封府在天子脚下,自然更不能马虎,汴京城昨日便已经满城戴孝——这些对汴京百姓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二十余年间,算上赵顼,许多百姓已经经历了三个皇帝的去世。真正令得整个汴京如临大敌,百姓惶恐不安的,是八日晚上的石得一之乱。

当晚的变乱,前后不过两个时辰就被平定,对坊市也未造成很大的损害,事变之时,除了内城与新城城北的一些居民有所察觉,大部分市民都一无所知。然而,在叛乱平定后,它波及的范围,却让汴京城数以千户的人家都忐忑难安。石得一等主谋,的确皆已死于平乱之中,但涉及叛乱的却包括整个皇城司和部分班直。这些人,尤其是皇城司兵吏,多数都是开封本地人!

陈桥门前的兵吏,便是在搜捕参与叛乱的漏网之鱼。

便是昨日,亦即九日清晨,首相司马光在福宁殿灵前宣读先帝遗制,太子继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朱妃为皇太妃。紧接着,便又下令,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以仁多保忠、杨士芳、田烈武守宿福宁殿外,另又分遣武臣增兵防守军器库,以及宫城、内城、外城诸门,并暂时令李向安等内侍,接管皇城司事务。

自大宋立国以来,新帝即位,增兵宿卫,这是“祖宗故事”。但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却是不同寻常——因为按照礼仪,臣子前往福宁殿,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

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他西军出身,在熙宁初年与西夏、西蕃的战争,曾经屡立奇勋,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从军制改革起,便将他调任三衙,从此便一直在京师,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自熙宁中后期起,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但此公仕途上却一帆风顺,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在军中又素有威信,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

而在皇宫之外,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分头搜捕参与叛乱的兵吏,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除谋逆罪外!

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

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却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这一条罪状难以洗脱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昼夜不离的陪着赵颢……这种种迹象表明,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

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为皇家的体面也罢,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为了高太后也罢……总之,雍王虽然被禁锢,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否会赐赵颢自尽,亦不可知,韩忠彦就私下里对石越说过,雍王纵然有过,然使高太后杀子、赵煦杀叔,亦非忠臣所为。

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亦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何况,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今高太后垂帘,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也不免各有算计。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才敢不避嫌讳。饶是如此,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

但旁人便不可能没有顾忌。

想要置赵颢于死地,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被待见;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功勋,向皇后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难保不会秋后算账。他现时忍得越久,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

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

赵顼虽死,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侍中王安石、兵相孙固,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年纪也大了,名位已高,再无所求,亦不惧得罪高太后,故对于赵颢叛乱之事,心怀耿耿,绝不肯善罢甘休。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不能就此发难而已。而除韩忠彦外,范纯仁、御史中丞刘挚,却都有意保全赵颢的性命。

其余诸人,司马光虽态度不明,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颢赶尽杀绝。而且他是首相,按例要担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敛成服前就会颁布,所以他有足够的借口谋定而后动。

而吏部尚书王珪虽然平叛无功,却因为进宫时被石得一禁锢,受了惊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见着他刚刚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珪一生行事,本来就无甚主见,此时更不会强出头。

至于韩维、苏辙、李清臣三人,韩维在理智上纵想饶过赵颢,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对赵颢之愤恨,可想而知;苏辙心里便有想法,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又无情感之羁绊,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虽是后进,然受赵顼之知遇恩,不在韩、孙之下,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他的地位最不巩固——他虽然支持新法,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拨,赵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的政绩还受人诟病,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势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会加倍谨慎,远避是非。

朝中重臣各怀心思,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犹当谨慎。

石越贵为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本就威信素着,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举足轻重。更何况此番王、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

虽然,在这些事上面,连潘照临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潘照临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替石越事先谋划好这一切。

但是,当潘照临回到石府之时,石越却正在病榻上接见桑充国与吴从龙、曹友闻。

这吴从龙原亦是陈良的旧识,最精于礼制典章之学,早就投入石越门下。但他自入仕以来,因吏材平庸,又受石越牵累,竟徘徊州县十余年,一直难以升迁。直到石越重掌权柄,陈良在石越那里帮他说话,这才终于让石越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将他调任鸿胪寺主簿。他三日前方抵京履新,正好避开了国丧。

潘照临亦不知道这三人如何竟会凑到一块,但石越八日晚上在福宁殿指挥平叛,左臂受伤,九日又忙了一天,没心思去管这伤情,不料到了九日晚上,竟突然晕倒在回府的路上。宫里派了太医来诊治,特许石越休养一日,便这么一日之闲,石越却又会见起桑充国等“闲人”来。潘照临又见陈良与侍剑不加阻止,反在一旁作陪,言笑宴宴,心里更加不悦,撇了撇嘴巴,走到石越榻边,亦不说话,自己挑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众人见他进来,除石越外,连忙都起身行礼。石越却没留意潘照临的脸色不对,只是微微颔首,便又转头对桑充国等人说道:“潘先生亦是自己人,不必拘礼。长卿,你继续说南北之论,亦让潘先生评点评点……”

桑充国点点头,又向潘照临以目示意,道:“我刚刚听曹员外说起两浙人才之盛,便想到前些天几个福建学生的南北之论……此事却要从本朝进士第说起,因今年是省试之年,学院里,有好事之人,贴了一张大表出来,上面列举了自太祖皇帝以来,各路中状元的人数,便由此事,引起了口舌之争。”

“状元?”吴从龙在一旁笑道:“大行皇帝在位期间,共有六位文状元,许安世是治平四年的状元,未经殿试,在下记得那年是君实相公知贡举,除此之外,只有时彦是开封人,其余当皆是南人,自仁宗以来,福建之士多魁天下,也难怪他们得意……”

他只顾卖弄着,不料却见桑充国摇了摇头,不由诧道:“难不成在下记错了?”

“子云记得不错。”桑充道注目吴从龙,又道:“不过国朝建国以来,状元却还是北人居多的。非但是状元,进士及第的人数,两府宰臣人数,乃至有幸进国史馆立传诸贤,北人皆遥遥领先。而本朝名臣名将,更多为北人。国朝以来,北人对南人素有成见,此亦是众所周知,贤如范文正公,虽身为南人,却终身以北人自居;欧阳文忠公亦是南人,却一直想在颖州安家,而对故乡却颇有微词……而南人尤其不善战斗,国朝禁军将士,亦多为北人。”

“确是如此。”吴从龙脸色微红,急又道:“我记得庆历时扩充禁军,有些虎翼军禁兵是南中人,怯懦柔弱,自云不知战斗,见贼恐死。如今虎翼军整编后,虽多在南人中选填,然军中习俗流传,至今不用南中人。”

“还有这等事?”石越还是第一次听说。

“千真万确。”陈良也忍不住说道,“如今的虎翼军虽与过去的虎翼军并无多大干系,但不用南中人这一样,却是武翼军不成文的规矩。”

桑充国又道:“那几个福建学生,原是西湖学院的。便因了这些南北偏见,竟被人嘲讽。不料亦由此,却引出一段高论来。”

潘照临撇撇嘴,讥道:“历来南北之争,往往北人骂南人狡黠怯懦,南人便骂北人不足于智。还能有甚高论?”

桑充国移目潘照临,温声道:“潘先生所言,正是一般的情形。若说南北之争,实称得上是本朝一大事件,小到平时百姓之观感,大到庙堂定策,这南北之争,皆贯穿其间。便是君实相公与吕吉甫相公之不和,难道便全由政见么?因此,我才以为,那几个学生之论,颇有中的之处。”

“那我真要好好听听了!”潘照临不屑之意溢于言表。

桑充国亦不生气,只望着潘照临,道:“我听说潘先生亦精通河洛之学,大至观星望气,小至测字相人,无所不精。敢问先生,可曾听说过地气南移一说?”

潘照临“哼”了一声,根本不屑于回答。

在座之人,只有侍剑对此知之甚少,因饶有兴趣的问道:“什么叫地气南移?”

“这地气南移乃是精通易理之人推算出来的。”陈良解释道,“天地之气,原在西北,故我华夏发源于西北,汉唐皆以都西北而强盛,然天道循环,这天地间的灵气,历数千年,逐渐南移,故历来皆有人说,东南有王气,而南方人物,亦渐渐兴盛。”

“子柔先生说得不错。”桑充国接道,“我汉人实是周人之后,兴于西北,数千年来,西北地灵人杰,冠于天下,华夏诞于斯,兴于斯,然自汉晋以来,便不断有人以为,地气已渐渐向东南移转。那几个学生便以为,此说未必全是怪力乱神之说,‘地气’固非儒者语,不足采信,然南方渐渐兴盛,北方陷于停滞,却亦是不争之事实。而这开天辟地以来之大转变,便发生在本朝。只不过,他们却是将此归功于教育之盛……”

“便以本朝而论,建国之初,状元、进士、名臣将相,多出于北方,然至仁宗以后,则南方人物之盛,便已渐可与北方比肩,到大行皇帝之时,已有超越之势。而南方人材最盛处,莫过于闽、蜀、楚、吴越(闽指今日之福建,蜀指四川,楚指江西,吴越指江浙一带。)……”

“这四地当中,福建印书业天下第一,福建书虽然纸质不佳,常有讹误之处,易受学者批评,然天下每年印书最多的便是福建,熙宁以来,汴京、杭州印书业之发展,令人瞠目,却终夺不了福建书销量天下第一的名头。这其中原因,绝非仅仅是闽书便宜而已。闽人多爱读书,自欧阳詹、徐寅(欧阳詹,唐人,福建中进士第一人。他中进士之事,对于福建教育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徐寅,唐末五代人,着名文学家。他后半生回乡,在闽国建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延‘寿万卷书楼’,聚徒讲学,是福建地方教育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按,凡本节桑充国所论诸事,大抵皆是史实,非作者望壁虚构。)以来,闽中讲学之风大盛,五代之时,中原方忙于征战,而闽中之士却都在延寿万卷书楼忙着借书读,潘先生、子柔先生皆是游历天下,见闻广博者,当知我所言非虚——如今福建即使普通的农夫,耕作之时,也有许多人在背书的;熙宁年间,朝廷在福建按户等差点乡兵,结果因为闽中户户读书,所点的乡兵,竟大多是举子!此事在座诸位都是知道的。如此盛况,如今天下,恐怕也只有在福建才见得着。”

“正因有了这一百多年的积累,太平兴国以后,福建人中进士者数以百计,公卿将相辈出,熙宁之时,朝中名臣将相,多有闽人,而先帝在位时六个文状元,便有三个是福建人……”

潘照临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道:“不错,还有一个‘福建子’。”

桑充国知他脾气,却不去理他讥刺,又继续说道:“我是不懂这地气之说的,阴阳易理,河图洛书,我也一窍不通。然本朝自真宗以后,闽中之士忽然大爆发,而且人才辈出,有越来越盛之迹象,归功于五代以来一两百年间的教育积累,当有几分道理。要令一路一州之民富足,数十年,甚至十数年便可以成功;然要让一路一州文明昌盛,亦的确非有数百年之积累不可。”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他心里已隐隐猜到桑充国的用意,但仍然忍不住赞道:“长卿说得极是。”

桑充国又道:“福建印书第一,民间藏书最盛,读书之人又如此之多,用不着知道地气南移,亦可知福建人才在本朝为何兴盛。而蜀中亦大同小异,不过论到积累,它的时间更久,可以上溯到汉朝文翁治蜀之时。自汉唐以来,蜀中虽然人才辈出,在南方可谓一枝独秀,然终比不过本朝蜀中人才之盛。福建号称‘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公卿相望’,而蜀中本朝教育之盛,则稍逊于福建。我还记得幼时在家乡,每到晚上,经常是家家燃灯,诵读之声,琅琅相闻。只不过蜀中各府州差异较大,如成都府、眉州等地,市井胥吏,亦能写文章,连伶人亦多通经史。在眉州,知州甚至要规劝百姓不要只顾着读书忘了耕种;但在有些州县,却有人连书算亦不懂。这亦是蜀不如闽的原因。”

“然蜀中教育最大的特点,亦是他路所不如者,则是蜀中女子多知书。正因女子多知书,才去督促子女勤读书。蜀中人才之盛,原因可能便在于此。”桑充国本是蜀人,说起自己的家乡来,自然亦颇觉骄傲。

石越听得亦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却又忍不住想到,当时蜀士长于文章而短于吏材,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

桑充国见石越认可,更加振奋,“故此我亦十分赞成令女子读书,不说其他,试想想,这天下的母亲若皆能识文断字,岂有不会读书的儿子?”

“此言有理。”这时连陈良也忍不住赞同起来。

“至于江西与两浙,这两地书院、藏书之盛,更不用多说。江南西路之民,秀而能文。在别的地方,能写文章,已经很让人羡慕;但在江西,若只能写文章,却不足挂齿。本朝文宗,若非蜀中出了个苏子瞻,休说东南,便是整个天下加起来,亦及不过江西人。江西人才之盛,亦是由其书院之盛所致。江西路官办之州学、县学,私立之书院、学院,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早在熙宁以前,便已具规模……”

陈良听到这里,忍不住插道:“这只怕和江西的民风也有关系……”他想起此事,嘴角亦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石越听他话中有未尽之意,不由问道:“此话怎讲?”

“我知道子柔先生所指何意。”桑充国不由笑出声来,他望着一脸疑惑的石越,解释道:“我听江西的学生提过,江西民风好讼,但有一点点纠纷,便非得上衙门打官司解决不可。当地许多百姓,随时带着纸笔,遇到纠纷,马上便会把证据记录下来。而且在江西,熟知律令的人最多,故本朝以在江西做官最难——别处百姓读书,是为了科举考功名,江西百姓读书,有许多是为了学律令好打官司。世传在江西卖得最好的书,不是《十三经》,不是《论语》,而是《邓思贤》这本教法律讲诉讼的书,江西的村学当中,便用这本书教学生。”

江南西路的讼学、业嘴社,天下闻名,石越也听说过,但他却还是第一次听说江西路的百姓,竟然如此有法律意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人疑心王安石的学术政治,偏于法家。”不过这话,自然是不能宣诸于口的。

桑充国却不知石越居然联想到他岳父那去了,又问陈良道:“子柔先生可是想说此事?”

陈良点点头,笑道:“我去过江西,那些新科进士,若是差到江西做官,无不叫苦不迭。说到刑统敕令,不要说业嘴社专门给人打官司的珥笔之人,便是普通百姓,这些进士也说不过他们。往往有在公堂上被百姓辩得哑口无言甚至恼羞成怒者。”

桑充国笑了笑,道:“这其实无足为怪。各路当中,最爱打官司的,便是闽、蜀、楚、吴越这四地的百姓,不过江西风气尤盛。这只怕亦不是偶然。大抵来说,凡一地教育盛,则人才盛,而本朝素以‘法治’立国,百姓识文断字,自然关心律令。便是先前所说福建路,还不是家藏法律?北方之儒者,以为这不利于风俗淳厚,非盛世之事,然此事我以为还是小苏参政说得对,这几地诉讼虽多,总好过有些地方的百姓去持械械斗。况且要百姓守法,先须令百姓知法,亦不得因噎废食。至于如江西那样,到底是特例。”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其实最能证明教育之功的,还是两浙路的情形。吴越之地,本来素有文明底蕴,然建国之初,吴越虽然繁华,但教育并不算兴盛,杭州号称东南第一州,熙宁初年,州学竟不过二百余人。然自子明守杭以后,朝廷又大兴学校,十余年间,西湖学院之盛,几可与白水潭比肩。而杭州、两浙路之识字率,在全国亦居前列,我敢断言,二三十年后,东南夺状元最多的,必将是两浙路;天下夺状元最多的,亦不会是京东、开封,而将是两浙路。吴越之民,天性灵巧聪慧,别处用一千年、数百年的积累,他们只需数十年奋发,便不会差到哪里去……”

桑充国嗟叹了一会,方又说道:“除此四地外,如荆湖北路,却正好是个反例。荆湖北路史上曾经人才辈出,然不知何时却衰落下来,本朝以来,湖北路偶尔出几个名臣,便全是靠的那点遗脉还没有断绝。与之相应的,则是湖北路今日教育之盛,甚至还不如荆湖南路了。如今湖北路唯一学校办得较好的,便是岳州,乃是腾元发的遗泽。而湖南路自建国初重建岳麓书院以来,讲学之风大盛,熙宁兴学校诏颁布后,湖南虽还远远及不上闽蜀吴楚,然于东南诸路之中,亦算是后起之秀,来日亦可期待,较之湖北路江河日下,不知好了多少……”

“若以此看来,所谓地气南移,亦只可存而不论。湖北路亦是南方,这地气南移,为何独独不眷顾湖北?而如湖南、广南东西、黔州诸路,难道便不是南方?为何地气不往那里移?南方兴盛之地,如闽蜀一东一西,相隔数千里,却把中间的荆湖南北给忘了,这地气南移之法,未免过于不可捉摸。其实同样的道理,亦可用于北方。西北诸路,以汴京与京东路学校最多,故这两地的状元最多,人才亦最盛。其余诸路,安史之乱以后,土地残破,百姓困于战争、劳役,哪有余力办学校?此消而彼长,便难免有地气南移之说。熙宁兴学校诏以后,陕西路学校办得最好——这自是全赖子明与范纯粹之功——故我以为,陕西之将来,未必不能复兴如汉唐旧观……”

桑充国原本只是来探望石越的伤势,因众人闲聊,说到南北之别,这时候侃侃而谈,由南方之兴盛,而大谈教育之功。在座之人,都是一时人杰,联想到桑充国一向的主张,听到后来,自然都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以桑充国的性情,这实已是他所能绕的最大的一个弯子了。

“长卿说得不错,这天下之事,有些事看起来像天命,其实依旧不过是人事。”石越接过话来,“只不过,长卿,为政者固然不能没有远见,但也不能太有远见。眼睛看得太远,反容易忘记脚下的石头。”

“子明……”

“长卿之意,我已经明白了。”石越摇摇头,阻住桑充国,又道:“长卿上次送来《学校论》第一卷的初稿,我也拜读了。提高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于我华夏种族之兴盛,的确至关重要。不过如今之局势,朝廷只怕暂时无暇他顾……”

出乎众人的意料,也出乎石越的意料,桑充国竟然认真的点了点头,道:“此事我亦知道。其实我这次来,原只是为探望子明的伤情,并无他意。而且我也知道,有些事情,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过,子明既已看了第一卷初稿,便当知道,我在《学校论》第一卷中,说过学校非止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

“长卿说真正的学校,不仅应当是学术薪火相传之所,保留、记录下先贤先哲之学问,将之传授给后学,只能谓之‘传道’,学校还要致力于‘求道’,继续探询先贤先哲所不及的境界。真正的学校,还应当是天下道德良心之所系;还应当是为诸夏守望远方者,肉食者往往只能看到脚下,学校却要坚持看远方……”

“子明能明白就好。”桑充国露出欣慰的神情,“我做了几十天的资善堂直讲,总算知道宰相有宰相的难处。但是,我还是以为,学校迂腐一点却无妨,若有一天,学校不肯迂腐了,它也就形在神灭了。我是生来便适合呆在白水潭的,所以,子明或有子明的苦衷,但若有机会,我还是会游说子明,朝廷当再颁一次兴学诏,以敕令规定,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必须送儿子上学。朝廷收了这么多赋税,理所当然,要让它的臣民至少懂一点基本的书算……”

桑充国说到此处,顿了顿,又郑重说道:“这并非是乞求,而是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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