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Ⅲ·燕云》 阿越 著
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 第二十八节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拙,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株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吆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谘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作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分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着;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分分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水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

吕惠卿逼视着薛问,冷笑道:“师正一向是快言快语的,今晚如何却吞吞吐吐?”

“相公岂能不明白——陈世儒案牵连这许多公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象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的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作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么?”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看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着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卿与旧党决战,舒亶才有机会全身而退。否则,他已成为旧党最痛恨的公敌,旧党缓过神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舒亶——他不能当过吕惠卿的枪后,又当吕惠卿的盾牌。

舒亶的确是个聪明人,如今的情势,正如薛向所说,人人都以为是吕惠卿主使,舒亶不过是吕惠卿手中的大枪,吕惠卿反倒成了舒亶的大盾牌。

吕惠卿默然不语。谁能知之?谁会相信他?旧党不会相信,新党也不会相信;皇帝不会相信,司马光、石越,甚至薛向,都不会相信!既然人人都不相信,那么是不是事实,根本就不重要。

薛向已经知道他几乎说动了吕惠卿。“皇上素念旧情,陈世儒案,最初还想过要念陈执中的情分,留他一条命下来。舒亶口口声声司马康涉案,时至今日,可曾有司马康半句口供?”薛向的话已近于直白,“休道是冯当世,便是司马十二——恕我直言,只要司马康不服罪,终亦不会有事。相公熟知早年故事,皇上初登大位之时,是先想过让司马十二为相的;是他不识时务,皇上才决定起用介甫。这些年司马为计相,可曾出过半点差错?十几年君臣的情分,相公以为皇上会全不顾惜么?”

吕惠卿越发的动摇起来。皇帝的心思,他比谁都清楚。赵顼最初只不过是恼怒苏颂等人枉法徇私,一时激怒,才令舒亶穷治此案。不料舒亶竟借机兴大狱。这并非皇帝的本意。只不过舒亶有大义的名分,皇帝又在病中,少知外事,一时间也无力制止。在皇帝那里,现在还以为司马康涉案不深呢!

舒亶若真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倒也罢了。

皇帝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这也是吕惠卿始终放不下心来的原因。当今皇帝,不是可以任人摆弄于手掌之中的庸主。

“若司马与冯当世终于无事……”薛向枯瘦的脸上,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皇上乃英主,舒亶做出这等事来,皇上虽一时不察,终必厌之!且万一有不讳之事,少主年幼,自是太后当国……”

薛向说到这里便闭上了嘴巴,后面的话是不消多说的。除非对旧党取得彻底胜利,到时候皇帝也好,太后也好,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否则,表面的局势看起来越是乐观,实际上就越是危险。但旧党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范纯仁聪明的保全着实力,而且还有一个石党。吕惠卿想起今日在政事堂的事情,心里就越发的不安。石越和他的党羽们,可远比旧党那些迂腐的儒生们危险。

“如之奈何?!”吕惠卿忍不住喃喃道。

“为相公计,如今须要留一个退步。”薛向的小眼睛里闪着精光。

“退步?!”吕惠卿笑了起来,那是苦涩的笑声,“我有退路么?我实是无路可退!行百里半九十,今日之局面,来之不易,我哪里还有退路?”若非司马光们咄咄逼人,非要将他从相位上拉下来,他又何苦让舒亶去查旧党大臣的私隐不法之事?如今舒亶已经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绑到了一条船上,这时候,他还能有退步么?

“但看相公肯不肯行?”薛向的心跳也快了起来。

“哦?”

“譬如与一狂人共渡,有必覆之危。当此之时,勇者逐之,智者避之。”

“勇者逐之,智者避之……”吕惠卿沉吟道。

“癫狂之人,不足为恃。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公若能丢卒保车,请皇上更换法官,将案件限于吕公着、苏颂,释放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诸人。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此东郭之智,不足效法。”吕惠卿大摇其头。这时候收手,旧党不仅不会感恩,还会反咬一口。而舒亶又岂是好惹的?

薛向默然了一会,他望着吕惠卿,沉声道:“相公不肯取此策,便只好以退为进……”

“相公何不辞相,荐王禹玉自代?如今司马、冯、范皆自顾不暇,难与其争位,若荐王禹玉,必能成功。王禹玉若无相公之荐,焉能位居马、冯之上?其必感恩戴德。然以王禹玉之能,终不能久居司马诸人之上,其不安其位,迟早复引相公相助……”

“真奇策也!”薛向的话未说完,吕惠卿已经在心里赞了起来。只要他在此时辞相,那么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了。益州也好,陈世儒案也好,朝廷自然会找到相应的替罪羊——皇帝和王珪都有充足的理由替他保存体面。他也有个不贪恋权位的好形象,将来东山再起,还是极有机会的。但吕惠卿也很清楚,薛向此计不是为他而想的。他是为自己想的。吕惠卿若辞相,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定会推荐薛向当参政——毕竟他已经六十八岁,没有了当年的威胁,且这个人情他不做,王珪也会做,吕惠卿自然不会留这个人情给王珪……但无论如何,这对吕惠卿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在占尽优势时忽然辞职,谁再来说是他指使舒亶党争,都将让人难以置信。他连宰相都不当了,为何要去争权夺利?而“至宝丹”虽是墙头草,没什么能力,但此时若皇帝仓促间要找个仆射的话,需要的反而就是“至宝丹”这样的除了资历就一无是处的人。而王珪与司马光向来水火难容,他要保住自己天上掉下来的相位,免不了还是要请回吕惠卿。

不过,“奇策”这种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司马光虽还被舒亶纠缠着,但吕惠卿若辞相,皇帝也可能会任命他为仆射。还有石越、王安礼、韩维,都可能乘虚而入。这些正是王珪会希望引吕惠卿回来的理由,但万一弄巧成拙,便是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字!

更何况,真的舍得离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么?哪怕只是暂时的。

为了益州之事,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刻。此时占据着对旧党的绝对优势,若是他全力以赴,未必不能彻底击败旧党!皇帝眼见着是不行了——吕惠卿心里很肯定这一点。而高太后到底只是个不出宫禁的女流,以宰相的威望权重,果真有必要那么怕她么?

最重要的,他绝不甘心向司马光示弱,更舍不得拱手让出自己的权位——哪怕只是一天也不行。

吕惠卿望着薛向,淡淡道:“师正容我再思之。”

薛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区区一得之愚,聊供相公参酌而已。”

“师正过谦了。”吕惠卿亲手给薛向满了一杯酒,笑道:“师正到太府寺后,可还顺利?你那位寺丞,可是个伶俐人。”

“蔡京?”薛向亦笑了起来,“此君既会做事,亦会做官,的确称得上是伶俐人……”

吕惠卿与薛向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送走薛向后,吕惠卿回到书房,却见吕渊等他,见他进来,连忙请安。吕惠卿也不理会,只扫了一眼案几,见上面放着两封书信。他走过去,上面的一封却是舒亶的。吕惠卿随手撕开,原来是回自己的信——吕惠卿写信劝舒亶治狱不要过严苛,舒亶便回信冠冕堂皇地讲了许多大道理,无非是说他已无退路之意。吕惠卿原也不指望舒亶收手,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留个退步,随便看了一眼,便将信收了起来,又顺手拿起下面的一封。

这封信,吕惠卿只看了一眼封皮,脸色就变得慎重起来——这是王安石的信。他从案上找了一把小刀,小心地将信拆开,方打开信纸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就呆住了。

王安石在信里说他有感于皇帝的知遇之恩,又不料司马光竟肯捐弃前嫌,亲自写信相邀,已决意接受诏书,担任益州路观风使。此时已经在返回汴京的路上……只看到这一段话,吕惠卿的思绪便混乱起来。后面王安石对他的勉励,在他眼中,已是一个个模糊不清的黑团……吕惠卿仿佛觉得全身的力气被什么东西突然抽走一般,只想找个东西来靠着。他勉强挪动着脚步,坐到了书案后的椅子上面。

“王介甫……”吕惠卿心里念着这个名字,无论怎么样,他始终还是忌惮这个名字。在得知王安石婉拒复出的消息之后,他感到过前所未有的放松。仿佛在突然之间,对一切都有信心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决定要接受诏令!

“父亲。”吕渊的呼唤,让吕惠卿猛然回过神来,他恼怒地望了吕渊一眼,喝道:“你还在这做甚?!”

吕渊抿着嘴看着他父亲,他不像他的几个叔叔那么害怕吕惠卿。“便是王介甫复出,又何足虑?廉颇老矣。”

“你懂个屁!”吕惠卿呵斥道,却突然回过神来,凌厉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厉声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又不是遮遮掩掩之事,儿子知道,又何足为奇?”吕渊冷笑道,“今上之病,已非药石能治。父亲若能趁此良机,一举击溃旧党,益州不足虑。王介甫便为观风使,又有何用?”

“你这是什么意思?”吕惠卿的声音愈加冰冷。

但吕渊却全不在意,“父亲可知天下之功以何者最大?如今正是千载难逢之良机,父亲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些些小过,又何足道哉?”

“放肆!”吕惠卿气得一掌击在案上。

“父亲息怒。”吕渊低下头来,但却并没有收敛多少,“儿子不过是为父亲着想,若今上一切安好,自不必提。但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父亲于国家有多少功劳,亦难免被逐;树倒猢狲散,我吕家还怕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么?家族败落,不过是转瞬间事。父亲若想永葆富贵,一展胸中抱负,非有非常之功不可!父亲当三思……”

“滚!滚!你这个逆子……”不待吕渊说完,吕惠卿抓起案上的砚盒便砸了过去。吕渊不料他发这么大的火,这才不甘心地退了出去。待吕渊离开良久,吕惠卿犹自余怒未消,气得浑身颤抖。但在他的心里,吕渊的话,却怎么也压不下去,不断地在耳边回响着……“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

“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

“非有非常之功不可……”

一句一句的,在吕惠卿耳边翻滚着。

雍王固不足道,但总好过太后垂帘!策立之功,更是非同小可——想想韩琦家的殊荣,做了三朝宰相,死后皇帝还下诏让韩家世世代代都有人担任相州的地方官!韩忠彦又有何能,仗的还不是韩琦的遗泽么?

策立之功!

吕惠卿猛地晃了晃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此之时,吕惠卿最为被动的,是京师之中,无得力之人可以助己者。还是要召回安惇,与他重修旧盟!吕惠卿的目光,又落到了王安石的那封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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