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Ⅱ·权柄》 阿越 著
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八十节

陕西的三月,草木已经发出新芽,但空气中依然还有着丝丝寒意。

这是熙宁十三年的三月四日的傍晚。距离西夏己丑政变,已过去了一个月。因为文焕与仁多保忠成功逃过梁乙逋的追杀,在十余日后到达静塞军司的控制区,于是正月己丑日兴庆府发生政变、夏主被幽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仁多瀚立即向西夏十二监军司派出使者通报此事,但是这位西夏国地方诸侯中的强者,却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立即站在与梁氏势不两立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仅仅在仁多瀚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卫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汴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濬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者”相助,杨遵勖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耶律濬将大同围了里外三匝,杨遵勖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一辆简陋的牛拉三厢四轮车,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停在宜君县驿馆之前。

“各位官人,宜君驿到了。”一个老迈的厢兵车夫朝车厢唱了个无礼喏,大声招呼道。车帘掀起,七八个旅人弯着腰陆续走下驿车。

“咦?有怪物!”突然,驿馆前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喊起来,几个驿吏、铺兵慌忙抄起身边的诸葛弩跑了出来,四下张望着,一面大声问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们虽然只是不教阅厢军出身,但毕竟是吃过兵粮的,胆气比旁人壮上几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从一辆骡拉驿车后露出半个头来,指了指刚刚从驿车下来的一个人,怯生生地说道:“在那里……长毛怪……”

众人循他手指望去,原来却是个蕃商,不由都松了口气。一个驿吏笑骂着走到小孩身后,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啐道:“什么长毛怪,胡人都不识得?让你来帮忙挣点小钱,可不是让给俺惹祸。还不去做事?”

那孩子见着众人表情,已知必不是怪物,但心中却依然害怕,不敢去看那个蕃商,转身一溜儿就跑了。那个驿吏朝着小孩的背影又啐了一口,走到刚刚下车的旅人跟前,躬身笑道:“乡下人少见多怪,各位官人莫要见怪才是。”又特意走到蕃商跟前,用半生不熟地官话问道:“不敢请问这位客官如何称呼?”

“敝人阿卡尔多。”阿卡尔多现在已能说得出一口地道的汴京话。他这是第一次到大宋内地游玩,因为丝路断了很久,内地宋人极少见到泰西人种,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怪物,这等尴尬,他早就习以为常,倒也并不介意。

“原来是阿……阿官人。”驿吏终于没有弄明白阿卡尔多的名字,打了个含糊过去了,又笑着向阿卡尔多道了个歉:“小孩子无知,方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怪罪。”

“不知者无罪。”

蕃商口中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驿吏反而吓了一跳。不过,在宜君县,他这样的驿吏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又寒暄几句,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客人进驿馆休息。从驿车上下来的旅人,多半却各自散了,只有三四人,随着驿吏走进驿馆。

宜君县的驿馆从外观上看,如同一座大院子,空间宽阔,内里陈设十分精致。宜君县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最初隶属于坊州,熙宁间司马光主持合并州县之后,坊州撤罢并于鄜州,从此宜君县成为鄜延地区最南的县城,处在连接延州与京兆府长安之间的官道之上,也是陕西路驿政网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距南面的同官县九十里,距北面的中部县(原坊州城)六十里。水运上远远不如中部县发达,甚至也不如同官县,但是依靠通过宜君县的官道,却也使得商旅渐渐增多,连带着商业也繁荣了许多。宜君县的驿馆与同官、中部两县的驿馆每天拂晓时分,都有一趟驿车分别驶往对方的城市,到傍晚时就可以返程回到各自的城市。此外宜君县还有一趟驿车连接县内有着矾矿场的升平镇。

随着军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在石越的力主之下,借着军事上的大胜带来的边境压力减轻,宋朝彻底改变了以往分兵防守处处虚弱的痼疾,进一步完善了边防体系。以前的“军事路”虽然被废除,但是却在陕西与西夏的边境,又设置了延绥、环庆、秦凤、熙河四个“行营”(“行营”比“军事路”更加完善,它完全与民政等方面脱离了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军区机构),由长安为四大行营的总后方——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石越与枢密院博弈的结果,四大行营依然归安抚使司节制,但是行营都总管与行营监军都虞候分别由枢府、卫尉寺指派,这样既保证石越在陕西的权威,又减少了宋朝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心。

而与此同时,一支支整编完毕的禁军开始进驻各大行营。至熙宁十三年西夏国己丑政变之时,节制延州、绥德、鄜州、保安军的延绥行营,除了振武军第三军、种古的云翼军以外,又有新完成整编的振武军第二军、神锐军第三军进驻,于是在延绥行营,禁军步军达到四万二千众,骑军达到一万零八百骑。此外还有两个神卫营,以及屯田的沿边弓箭手、部分教阅厢军、番兵。因为对横山的攻略,许多横山部落内附,种古与刘舜卿上书奏请依嵬名山之旧例,将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迁到绥州境内沿河的空旷地区居住,半耕半牧,朝廷再加以恩信抚之,使之成为大宋之助力——宋军可以随时从中征召超过一万人的番兵,这些番兵,平时不需要朝廷花一分钱,打仗之时,只要付给他们厢兵的薪俸就足够,虽然不足为以万世法,作为一时之权宜,却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在绥德城附近,大理河、无定河、淮宁河,与嵬名山部落相参,新迁移的部落布满河岸,新开垦的农田阡陌相连,放牧的牛羊漫山遍野,石越下令在大理河与无定河、准宁河畔,又兴建了三座没有城墙的小城,小城里除了横山蕃人信仰的佛寺之外,还有专门设立的学校,派驻的医生,以及用于蕃汉贸易的集市。

超过五万的正规军、数以万计的蕃人部落新附,哪怕是冒着即将打仗的危险,这中间的商机,也足以吸引远在杭州、成都、泉州的商人前来贸易。

而对于宜君县而言,因为是延绥地区的南大门,来来往往的客商许多都会在此歇脚,顺便也购买大量的明矾卖到汴京甚至是杭州——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暑月宴客之时,喜欢将明矾堆在盘中,放在席间,看起来好似冰雪一般,称之为“矾山”。而军器监与各兵器作坊对宜君县也非常有兴趣,用明矾水来书写不只是职方馆的专利,很多部门都对此感兴趣;而宜君县还出产一些制造弓弦的材料,也被官方与民间的作坊大量收购。

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甚至因为没有通畅的水利运输而被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内陆县,因缘际会,在短短的时间,竟然变得繁荣起来。虽然驿车依然是略显老旧的牛拉四轮车——这是驿政改革之时为了节省成本所致,但是,驿馆里面的布置,却早就越来越精致用心。

阿卡尔多对这一切却所知有限,自从进陕西路境内后,一路所见所闻,都大异于他在其他地方所见,每每让他惊叹不已。恪于他的见闻,他此时的印象,竟误以为陕西路是大宋朝内陆的富庶中心之地。他随驿吏办了入住的手续,随便清洗一下,便出来找那两位与他有同车之谊的年轻人。

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印象极好。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轻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建中”(种建中是北宋名将种师道的本名。)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建中,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的皇帝,直至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令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馆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奢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驿馆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阿卡尔多瞧见种建中与柴远坐在一起正交谈着什么,连忙快步走过去,笑道:“种公子、柴公子。”

“原来是阿兄,一起坐吧。”柴远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对阿卡尔多的姓名分不太清楚。种建中也向阿卡尔多友好的笑了笑。

阿卡尔多道着谢坐下,正欲说话,忽听到有人大声骂道:“你这厮是睁眼瞎?还是反了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朝廷的驿券!我家主人,是新任的甘泉县主簿,你们不来服侍,连着这驿券,也敢不认?”

这一番叫骂,将众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原来是有衣着体面的主仆二人,嫌驿吏怠慢,又不肯付钱,而驿吏却不肯收驿券,那仆人便出言不逊。阿卡尔多与柴远倒也罢了,种建中却是剑眉紧锁,鄙夷之情现于言表。

那驿吏听说是个真正的官人,心中便怯了几分,但陕西一路是明颁诏旨,驿政不同他处,他亦不能自己吃亏,替人垫钱,当下便想着要措辞解释。

不料他没有说话,有人先替他说了。

“甘泉县主簿便了不得么?你这个刁仆,在陕西路放肆,当心连累你家主人将前程给丢了。十年寒窗,苦读不易。”一个儒生语带讥讽地打抱起这个不平来。

“你是何人?便敢管这闲事?”那主仆都拿眼打量眼前之人,一时摸不着对方底细。

那人笑了笑,道:“我是何人不打紧。朝廷明颁诏书,陕西路行新驿政法,凡过往陕西官员,依官品里程计算花费,至陕西路转运使司支取。不能亲至者,可请在薪俸中补发。一切驿券,陕西一路废止使用。除非事涉军情,有金、银诸字牌者,可以先开销后报账,便是朝廷的天使,到了陕西路,亦须得掏钱住驿馆。区区一个甘泉主簿,又算什么?同州、耀州、陕州,都有知县因扰乱驿政被参革职,难道你不曾听过么?但凡进了陕西,我劝你主仆便将作威作福之心收拾了,你们一路而来,这宜君驿又不是第一家,为何一路都安分了,此时偏忍耐不得?”

有宋一代,驿政之腐败,是“三冗”的“冗费”一项中数得着的弊政。石越的驿政改革,建立驿政网络,只是其一,改良役法,只是其二,而要革除这个驿政之弊,才是他极用心之处。宋朝的官员出差,本来各有驿券,至驿馆可以凭驿券消费,但是那些官员作威作福惯了,到了驿馆,便驱使驿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带着大量随从,他们在驿馆的花费,也远远超过规定允许。一旦供给不如意,驿吏往往还被这些官员虐打。而他们多花的钱,官府不肯认账,只能驿吏自己贴补,实在贴补不了,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当官的同僚,就从附近百姓身上强行摊派,因此驿政实是宋朝之一大弊政。朝廷花费巨大开销维持这个网络,而百姓同时还要受涂毒。但是因为驿政同时还与军事有关,一直以来都投鼠忌器,纵有改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但石越的新驿政法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皇帝与两府在权衡之后,也终于首肯,并明颁诏令,在陕西一路先行实施。

在石越的新驿政法中,将陕西一路的驿政网分为干线与支线,连接军事重镇与主要城市直至汴京的网络,称为干线,干线全部是官营。而其余州县之间的网络,则是支线,这些或官营,或民营,不一而足。而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都废止了驿券,官员可以根据品阶与里程领取固定的差费,想多花自己出钱,少花了也不用退还。而且,为了减少情弊,这笔钱直接到陕西路转运司去结算,与地方驿馆、地方官府都不发生关系。而另有一套方法,由转运司与各驿馆来进行结算。从此,官员进驿馆便与住客栈一样现钱交易,驿馆再也不是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的地方。当然,以宋朝的条件,不可能花巨资另建一套军方的驿传系统,因此,驿政网的干线,同时也是军方的驿传系统,并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所以枢密院另外颁布了通报军情的方法,即所谓的金字牌递发、银字牌递发等,各驿馆必须优先保证军方的用马与信使的一切用度。除此之外,如普通武官的出差,也与文官一样,并无特权可言。

石越的新驿政法触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汴京,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新驿政的官员,头一次比支持的还多。因为此事一旦陕西成功,肯定要推行全国,注定是要损害到所有官员的利益的。自从陕西推行新驿政法后,官员上任带一大堆人的事情,马上就消失了——若是自己出钱,即便是宋朝官员薪水优厚,许多人出行,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而且,更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不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进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深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水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口。

石越这是头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管石越不动声色的做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擅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种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石越的强硬之处,一点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

安抚陕西后接连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石越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加上他自熙宁三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本也颇为雄厚,在朝中又得到了司马光、冯京、韩维甚至是吕惠卿等一大帮人的支持。这些政策推出之后,庆历老臣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支持;而三大报更是异口同声的赞扬,白水潭出身的进士,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也公开提倡“单骑赴任”,以示支持;从朝廷到地方,更有许许多多与石越利益相连、或者理念相合的官员替他辩护,为之声援。于是,陕西路的新驿政法,虽然非议、污蔑、攻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但却终于被坚持下来了。但凡敢在陕西路破坏新驿政法的官员,无一例外,都被石越与刘庠参劾得罢官革职。陕西的驿政网络,也终于一日比一日健全成熟。

只是,陕西也是无法自外于全国的。由外地入陕的官员,难免会有几分不适应。

宜君县驿馆的事情,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症的一个小例子罢了。主簿大人若是往他路就任,虽然职位卑微,但是因为是进士出身,一路之上,莫说驿馆要殷勤招待,过境的地方官员,免不了也要召集歌妓大兴宴会迎送,许多诗词便在这样的宴会上诞生。这既满足了他们文人身份都需要的风雅,又满足了他们官员身份所需要的逢迎。当然,这一切都要由大宋的财政来买单。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要接待,就要自掏腰包,否则被石越、刘庠知道,便会担上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这样一来,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们都变得小气许多,如主簿大人这样级别的官员,更是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宜君县的知县,完全是假装不知道有位甘泉县的新任主簿要经过自己的辖区。当然,主簿大人也不是头一次有这样的遭遇,进入陕西境内之后,只有一个县派人迎接过他,那是因为那个县的主簿,是他的同乡。但是宴会的规模,却远没有传说中的盛况——由私人出钱与由官府出钱,永远是两个模样。席间两位主簿喝着酒大骂石越与刘庠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甘泉县主簿大人与他的仆人虽然被那年轻儒生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始终不敢闹将起来,将自己的前程丢在这宜君县。那仆人嘟囔两句,便被主薄大人喝住,主仆二人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乖乖付钱吃饭去了。

阿卡尔多三人将这一幕闹剧看在眼里,不免都各有感慨。

柴远转过头来,便叹道:“何日能将这善政推行天下便好。”一面却在心里盘算着,陕西驿政网络支线中几个富庶地区的,都被江南十八家商行联号和陕西本地富豪瓜分,余下的便只是些没什么利润的支线由官府经营——这样的地方,由官府来做,成本并不高,不过是养成一两个老厢兵,一两辆破旧牛车。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却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十年可能也挣不出一辆破旧牛车钱来。然陕西虽被瓜分干净,但在柴远看来,真正的商机绝不在陕西。大宋比陕西富庶的地区数不胜数,试想一下,如若能独占两浙路驿传网……种建中仿佛是知道柴远的心思一般,淡淡接道:“柴兄不知杭州蔡元长已经上表请求朝廷许可两浙路效法陕西,行新驿政法么?”

“果真?”柴远这下当真是喜出望外。蔡京是想拍石越马屁,故意呼应石越,还是想真的做点政绩,柴远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朝廷可许了他?”

“在下亦不晓得。不过是听说而已。”种建中说这些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他是个纯粹的武人,对政治、经商,都有着天生的嫌恶感。虽然他有着世家子弟应有政治敏锐,但是正如他也有着世家子弟应有的礼貌一样,那都不是他的本心。

失望的表情浮上柴远的脸上,不过只是一闪而过。他喝了一盅酒,笑道:“休管那些不着边际的。弟还有一事,正想请教种兄。”他压低声音,问道:“小弟想请教种兄,兄以为朝廷到底会不会墨缞用兵,征伐灵夏?”

种建中似乎怔了一下,立即说道:“朝廷不是还在议论么?”

“但凡有大事,朝廷总是要议论不休的。”柴远的话中带着讥讽,“果真要朝廷诸公议论妥当,只怕夏主连儿子都生出来嗣位了。小弟虽不是读书人,但是朝廷那只事,我亦看得清楚。想打的也有,怕打的也有,各自的理由虽多,但归结起来,也就那么几点。想打的,认为机会难得,必能建功;怕打的,担心军费不够,禁军打不过西贼。”

“那柴兄以为?”种建中反过来问了一句。

“太皇太后刚崩驾不久,王韶相公又突然生病,眼见着不起了。朝廷诸公一时疑心不定,瞻前顾后。但以弟之浅见,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假设辽主灭了杨遵勖,突然布告天下,要替天下行义,为夏主除奸,出兵灭夏,易如反掌。届时以辽并夏,我大宋要如何自处?如今夏国是以下犯上,朝廷出兵,是正三纲五常,一介使者至辽,休说契丹无力西顾,便是有力,大义之前,亦只得拱手。否则日后辽主无以服天下者。我军亦非不能战,石帅主持西事,屡战屡胜,区区一个王韶,何关大局?”

“这么说,西方果然要打仗?”阿卡尔多兴奋的插话问道。“大宋皇帝要出兵替一个国王平定叛乱的臣子?”

“天才晓得。”柴远大大咧咧地笑道,“听说司马君实几次叩得头破血流,谏阻出兵……”

“那朝廷养我们做何用?”一直不愿意多说的种建中忽然语气激烈地说道,“朝廷并非没有能战之兵,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不取灵夏,养兵何用?”种建中声音不高,但却是辞气慷慨,显然对于司马光反对伐夏十分不解,对于种建中在内的大部分北方世家子弟来说,司马光一直是他们所尊敬的人。

“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柴远却愣住了,《新义报》去年底曾经报道过禁军整编的事情,当时报上说对辽部署的河朔禁军整编顺利,但是对西夏部署的西军整编却因为战争而进展缓慢。显然,《新义报》没有说真话。

种建中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轻描淡写的掩饰道:“我不过是推测而已。以我的阶级,亦不能知道这些事情。”

阿卡尔多对宋军有多少军队完成整编不太感兴趣,因笑道:“想知道朝廷是不是要用兵,只要打听一下陕西的粮价有没有上涨便知道了。”

“果然是高见。”柴远不由击掌赞道。

种建中含笑望着阿卡尔多,心里面对这个蕃商也不由得开始另眼相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若朝廷果真有意西北,此时虽然未必集结兵力,但却一定会开始暗中筹措粮草,否则,朝廷的三公九卿们,未免也太让人失望了。

这个年轻的军官,此时还并不知道,居高位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让有识者失望。

三人如此边吃酒边交谈着,忽然,听到驿馆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然后便听到奔马急停的嘶鸣,有人牵马进入驿馆,大声说道:“好好喂喂这匹马,快烧点热水,热点小菜,我还要赶路。”

“哎。官人,这边请……”驿吏答应着,引着来人往前厅走来。

大门“吱”地一声开了,一股寒风吹进厅中,众人不觉一齐缩了缩脖子。便见一个戴着英雄帽,长相英俊的中年军官大步走了进来。种建中看到这人,不觉一怔,忙站了起来,军官显然也看到种建中了,远远便笑道:“彝叔,你怎会在这里?不是听说你在朱仙镇么?”一面走了过来。

种建中连忙抱拳还礼,“遵正兄,你怎的来陕西了?”他心中的确是非常奇怪,这个军官,乃是宋朝另一个武将世家、世世代代替大宋镇守府州的“折家将”年青一代的佼佼者,名叫折可适。折家虽是羌人,但世代忠义,颇得宋室信赖,府州知州向来都是折家世袭,现任府州知州便是名将折克柔。而折家的男子,大多都有武职在身。象折可适,不过三十岁,便已经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

“有点公务。”折可适笑了笑,向柴远与阿卡尔多告了罪,便对种建中说道:“彝叔,后面叙话。”

种建中也向二人告了罪,随着折可适走进驿馆后面小院的一间房间里。驿吏将一直备着热水端了一盆来,放到坑边,折可适一屁股坐在坑上,将马靴、袜子脱了,把脚伸进热水里,舒服的叫了一声:“痛快!”驿吏已将酒菜端到坑边的小案上,折可适也不理会种建中,一面便吃将起来。

种建中笑吟吟望着,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了。他注意到折可适腰间有一块银牌。种建中与折可适是两种类型的人,折可适不拘礼数,洒脱随意,注重实效;种建中却时时刻刻用最严格的武人要求来要求自己,举止有度,注重风范。但这样不同性格的人,真正交往过的时间也不多,却偏偏是极好的朋友。

“彝叔是去延绥行营罢?”折可适吃了一口酒,看着驿吏退了出去,便开口问道。“你不是要去宣武军么?莫非传言有误?”

“原是要去宣武军第一军。”种建中略有点自豪地说道,宣武军第一军,是步军教导军,号称大宋最精锐的步军部队。能够进入宣武军第一军做武官,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

“怎的来了延绥?”

种建中笑道:“托了点关系。”

折可适笑了起来,“想打仗?”

“是啊。宣武军没动静。按兵制改革的方案,整编后朝廷在陕西的马步禁军有十七万,加上番兵、沿边弓箭手,总兵数过二十万。打个西夏足够了。我怕朝廷不去调动京师附近的部队,宣武军是殿前司的……”

折可适笑着摇了摇头。

种建中是明白人,立时问道:“你来陕西,河东的飞武军、飞骑军都要参战?”

“难道西夏就是陕西石子明的事?”折可适白了种建中一眼,“我们折家和西夏人打了一百多年,难不成算总账的时候,反要落下我家了?”

种建中也笑了起来,“也是。不过朝廷没有议定打不打……”

“你以为今上忍得住么?”折可适笑道,“石子明费了这么多心机,不伐灭西夏,他万般辛苦为谁忙?我从北面过来的,你去河边看看,现在江河刚刚解冻,河面上就热闹起来。运往延州的都是些什么?粮食!一船一船的粮食!”

“啊?!”种建中吃惊得叫出声来。

“陕西粮价没有半点波动。熙宁十二年陕西大熟,石越下令不许半粒粮食出陕,熙宁十一年打仗的军粮都是外路运来的,熙宁十二年陕西军费,也是外路运进。你说说陕西路存了多少粮食?河面一解冻,又开始往陕西运粮……石子明不是铁了心要打西夏,他折腾这些事,不是有病么?”折可适压低声音,又说道:“若说他没有圣心默许,打死我也不信。不论怎么闹腾,官家的心是铁定了,石子明的心也铁定了,这仗就非打不可。”

“遵正兄说得在理。”种建中搓着手,更加兴奋起来。

“当然在理。”折可适得意笑着,一面朝种建中努努嘴,种建中忙上前从热水壶中掺点热水进洗脚盆。折可适笑道:“你们种家,我就看你最顺眼。种朴和种师中呢?还在拱圣军和朱仙镇?依我说,你劝劝种朴,别去拱圣军,那是老头子待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建中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夜兼程地赶,可把我累死了。”折可适轻描淡写的说道。种建中心中一动,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若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石越毕竟是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说的话自有他的分量,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建中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建中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若折克柔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建中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建中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建中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建中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唯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像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着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着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风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

这背后的努力与艰难,折可适不可能知道太多。折可适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小习武,束发从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陕西路的延州军中度过的,调回河东府州,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对于京兆府长安城,折可适并不陌生。他不止一次到过长安,但却没有一次有今日这般震撼。

虽然不再是汉唐的京城,也屡经战乱破坏,但是长安城一直延续了它的宏大整齐庄严肃穆,那种规模与气质,正如它整齐对称的街道坊市,遍布全城的坊墙一样,顽固的保持下来,仿佛一千年间没有任何改变。战火可以烧掉它的建筑,但是它却会在一次次被破坏后,顽强的恢复自己的旧观,那种气质,仿佛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人一进长安,都能感觉到汉唐的气息,都会从心里面不自觉地生出一种仰慕与崇敬。

但是,在熙宁十三年,当折可适站在长安城中之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长安城气质的变化。这座古都似乎在一夜之间,沾染上了汴京城的市民风气,少了一点高高在上,多了一点平易近人。在长安街边叫卖的声音,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外地口音,更让折可适一时间颇难适应。对于长安城来说,这是自唐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但对于很少读史书的折可适而言,他只觉得长安城变得陌生了。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豪迈了亮的歌声伴随着整齐的步伐从折可适身后传来。折可适心中兴起一种莫名的亲切,连忙转头望去,原来是一都禁军出操归来,经过安抚司辕门前面的街道。这些士兵没有穿标示他们隶属军队的背心,但是从队首那面迎风飘扬的长箭贯日军旗,可以知道这是神锐军的士兵。

“驻守长安的,是神锐五军还是六军?”折可适在心里暗暗揣度着,无论如何,他承认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目送着这一都士兵走过,折可适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轻声哼起飞骑军的军歌,一面在心里想着,沈括上章建议禁军诸军应当拥有自己的军歌,以激扬士气,的确是个好主意。

“三十遴骁勇,

从军事北荒。

流星飞玉弹,

宝剑落秋霜。

画角吹《杨柳》,

金山险马当。

长驱空朔漠,

驰捷报明王……”

飞骑军的这首军歌,说起来,还是选自石越的诗词配谱而成呢。“我们折家与石子明,看来还真有一点缘分。”折可适一面想着,一面收敛心神,牵马快步向安抚司衙门走去。

石越送走一位长安的富商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对侍剑吩咐道:“今日断不再见客了。要不是为了这破马政……”他一面说着,一面叹了口气,起身便要往后院走去。在繁忙的政务军务当中,能和自己的宝贝女儿多呆一会,实是一种难得奢侈。

“学士。”当石越为人父的角色一日比一日清晰之后,便极少有人再来叫石越“公子”了,所有人都自觉的改换了称呼。侍剑同情地看了石越一眼,苦笑道:“有一位客人,学士只怕非见不可。”

“喔?”

“府州折克柔派人送信给学士。”侍剑从手中厚厚的一叠名帖中,抽出一张来,递给石越。

石越只瞄了一眼,便饶有兴趣地笑道:“折可适?河东折家的人?”对于折可适,石越并不陌生,他摇了摇头,笑道:“看来确是非见不可。”

“要不要请潘先生?”侍剑谨慎地问道。

“不必了。”石越抚陕之后,幕府之中的人才大增,他总共养了十几位幕僚,但是真正能倚为心腹的,始终只有潘照临与陈良。但先是驿政,后是马政,两桩事情几乎让陈良没有一分闲暇;而筹措即将到来的战争后勤,又将潘照临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石越还清楚地记得驿政初成之时,筋疲力尽的陈良大病了一场,几乎把命都丢了,后来整整将养了三个月才康复。有了这前车之鉴,眼见着对西夏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石越可不希望自己的首席幕僚也被累垮。

“去请他进来吧。”

“是。”侍剑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厅去。

石越坐回到帅椅上,望着侍剑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在陕西的这两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军政事务当中,石越颇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在内心的深处,对于朝堂中的勾心斗角,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进行着平衡与妥协,他渐渐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来,并且下意识的回避着这一切。这两年间,他悍然推行许多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源于这种厌倦与懈怠的情绪。人类这种动物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如石越,当他凭借着小心谨慎与妥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达到高位之时,竟然会突然间厌倦小心谨慎与不断的妥协,反而凭仗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蛮干”。

“难道我是骄傲了么?”石越再一次拷问自己的内心,“难道是一次一次的正确与胜利,让我开始忘乎所以了?所以我才会对似乎永远止境的谨慎与妥协感觉到不耐烦?”他在心里摇着头,给予自己否定的回答。“无论如何,政治首先是一种平衡各种势力的游戏……”

“学士。”侍剑的声音打断了石越的自省。

“嗯?”

“折将军来了。”

“请他进来吧。”话一出口,石越就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若是以前,他应当会降阶相迎吧?但……当然,以石越此时的身份,坐在厅中等候折可适,便已经是一种礼遇了。但是人的这种惰性,还真是可怕啊!石越自嘲地想道。

侍剑答应着,走出厅外,很快便领着一个精壮的关西大汉走进厅中。

“末将致果校尉折可适,拜见石帅。”折可适见着石越,忙拜了下去。

“折将军请起。”石越一面吩咐下人给折可适看座,一面趁这当儿打量着折可适。这个史书上记载过的名将,比自己要小上几岁,他身材与自己相侔,但是显得更加精壮有力,一身戎服一丝不苟地穿着身上,仿佛竟是个天生的军人。石越注意到,折可适那略显谦卑的眸子中,其实藏着不易觉察的桀骜。

折可适也趁着这机会打量着闻名已久的石子明。虽然早已知道石越的年轻,但是看到一个比自己大不到十岁的人,身居正三品的高位,安抚一路,一向颇为自矜的折可适还是感觉到几分沮丧。三分里说周瑜三十七岁破曹,这件的事情不料现实中也存在。石子明给折可适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轻、消瘦、疲惫。

“家叔慕石帅之名久矣,不料缘悭一面,常以为生平憾事。此番末将入京,因责末将顺道拜会石帅,并致书信一封,聊以慰平生之愿。石帅身负国家之重托,事务繁忙,冒昧打扰,还乞恕罪。”折可适恭敬而有礼的说道,一面掏出一封书信来,双手递上。

侍剑连忙接过,递给石越。

石越接过书信,笑道:“某亦久仰府州、遵道将军英名,只恨无缘得见。今日能见‘将种’,足慰平生之志。”他口中的遵道,乃是指折克柔之弟,声名更在乃兄之上的折克行。而所谓“将种”,却是在夸折可适。折可适未冠之时,便被郭逵赞为“真将种”。

一面说着,石越一面拆开书信,却见书信之中,折克柔亦不过殷勤致意,并无半语道及国事。他自然知道折克柔之意——互不隶属的两个边臣避开朝廷私自商议国事,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都难免会招到朝廷的疑忌。折家世镇河东,深得宋室信任,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自毁基业。

他将书信收好,向折可适关切地问道:“劳府州挂念,本帅实是惭愧。不知府州目疾,可有好转?”折克柔患有眼病,在熙宁十二年之时,便已屡次上表请求致仕,由他弟弟折克行继任府州知州。石越既然有意于西夏,沿边诸将的情况,他自是了如指掌。

“多谢石帅挂念。只是家叔之目疾,已非药石所能治。”折可适淡然说道,“生老病死,家叔虽是武人,亦看得平常,所恨者,不过是不能战死沙场,名列忠烈祠尔。家叔常言:为将者之悲,是得善终,死于儿女子之手。”

“府州真豪杰也!”石越击掌赞道,顿了一会,又喟然叹道:“但使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果真大宋武人皆有府州风骨,朝廷又岂会受制两虏近百年?!”

“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折可适默默念着这两句话,叹道:“我堂堂华夏,受制两虏近百年,此实忠臣义士切齿之恨也。所幸天佑大宋,百年之耻,不日可雪。”

“不日可雪?”石越似乎很诧异地望着折可适。

折可适笑道:“自石帅抚陕以来,屡败西贼,兵威震陇右。今河西己丑内乱,实是天赐良机。古语有云,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国家抵定灵武,正当时也。陕西虽三岁童子,亦知西夏当亡,大宋中兴可坐待。家叔与末将言:吾折氏世受国恩,虽为武夫,亦知此为报效君王之时。石帅坐镇长安,为国家之柱石,受皇上之重托,寄士夫百姓之厚望,其良谋善策,必非吾侪所能及者……”折可适给石越戴着高帽,但他毕竟是个武人,言辞直爽,虽有试探之意,但他们折氏主张对西夏发动全面战争之意,没有几句话,就流露得一清二楚。不过话说回来,折家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岂敢。”石越淡淡笑道:“某是文臣,岂晓兵事?前者侥幸胜敌,亦不过是众将士之功,非某之能。尊府与西贼周旋百年,西贼闻名而胆寒,论及破敌制胜之良策,某料府州、遵道将军必有所谋。”

石越回答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说。连他是否支持对西夏发动全面性的战争,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只是把问题又踢给了折可适。

折可适对这种不够直率的对话,颇不自在,不自觉地微微动了动身子,决定说得更直接些。“家叔日常闲叙,确曾与末将说过一二。”

“哦?”石越表示关心的倾了倾身子。

“家叔尝言,凡战有大战小战之分。小战不论,大战又有三种:有灭国之战,有夺地之战,有破军之战。为将者,庙算之时,必先明乎此道。明此道,则可不贪小利,使敌无所乘……”

“战争的目的要明确。”石越在心里微微点了点头。

“以今日之事论之,石帅与贼战于平夏城,是夺地之战;与贼战于绥德城,是破军之战。筑平夏城,使渭州无虏骑;破贼于绥德,攻守自此易势。今熙河已定,平夏城成,横山众附,是以刃迫贼之胁下,锁其咽喉,断其手足。而西贼竟自内乱,真是自作孽者。此天欲亡之,奈何犹豫?乘此良机,举十万之军,灵武可下,西贼可亡,汉唐旧规可复。”折可适说起来不禁眉飞色动,慷慨激昂,“若逢此良机而坐视,一旦契丹平定杨氏,挥军西进,吾辈必为子孙之罪人。纵使耶律氏不为此事,西贼恢复元气,亦足为大宋百年之患。袁绍之讥,岂可复见于今日?”

石越微笑点头,却依旧不肯多说一句多余的话。

折可适心中一动,决定祭出杀手锏来,他也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含笑说道:“熙宁十二年陕西粮……”

“致果……”石越不待他说出来,便连忙打断了折可适的话,笑道:“尊府之意,某已知之。唯战或不战,须决于皇上与枢府。”他说罢,起身走到折可适跟前,笑道:“来,某请致果看一样东西。”

侍剑早已会意,在前面引路。折可适随着石越出了大厅,沿着走廊向里间走去。一路之上,他细心观察,却见安抚司衙门内的陈设竟简陋得不如一个县衙,更不用说与府州州衙相比。而越往后走,便发现护卫的兵丁越多,文职官吏与家丁仆役越少,到最后更是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戈执戟的卫士随处可见。

折可适心中一动,暗道:“莫非是去……”

正想着,却见石越与侍剑已经在一座建筑之前停住了脚步,他忙停身抬头,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四周都是空地,紧闭的大门上方挂着一面横匾,上书“白虎堂”三个大字。一瞬间,折可适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停下的地方,距离白虎堂至少还有五十步远。但是侍剑到了这里,便不再往前走。

折可适用目光注视石越,石越微微点头。二人默默地向白虎堂走去。折可适从军十余年,以战功累迁至致果校尉,但这一生还没有机会进入到这等军机要地,饶是他久经沙场,此刻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情绪,虽然明知道这并不参与高层的军事会议,但是,那种久植胸中的敬畏与向往,夹杂着兴奋与激动……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折可适竟连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他连忙深吸了一口气,调匀自己的呼吸。

石越感觉到了身后忽然粗重的呼吸声。他在心里笑了笑,凡是有着野心的年青武将,来到这个地方,绝没有可能不心潮澎湃的。负责守卫白虎堂的职方司武官打开了一扇侧门,石越没有等待折可适,大步走入门中。

踏入白虎堂的那一瞬,折可适的呼吸几乎一度窒息。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超大型的沙盘!不用多看,折可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沙盘的地形是哪一处。

瞬时间,折可适将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快步走到沙盘之前,贪婪地望着沙盘上的山脉与河流,城市与沙漠。这是一座包括了整个宋夏边界,纵深延伸至贺兰山脉的巨型沙盘,整整占满了一间可以容纳三十人以上的议事厅!

最让折可适惊讶的是,几乎西夏的每一处关寨,都用小旗明确标示了驻军的人数。

“这便是职方馆这些年来的成绩。”石越淡淡的声音里,掩饰不住得意之情,“很快诸禁军都会颁布新地图。朱仙镇所有武官最新增加的一门课程,便是地图学。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先要牢牢占据住地利。”也许这座沙盘还不够精确,但是,石越却可能肯定,它已经是有史以来最精确的沙盘。

折可适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有如此详尽的情报,西夏不灭,天理何在?!

“从这里……”折可适指着银夏一带,“再从此环庆、熙河,联络董毡攻击凉州,四路出击,西贼首尾难顾,可一战而定。”

“四路伐夏?”石越笑道。

“实际是五路,河东、延绥两路,直指银夏。”折可适完全沉浸到对战争的设想当中了。

石越在心里叹了口气。在他那个时空的历史上,便是五路伐夏。若细心钻研宋夏的兵力配置与地图,五路伐夏的确是一个当然的想法,理所当然得不容置疑。而且,石越也承认,即便另一个时空的五路伐夏失败了,也并不意味着五路出击便是不对的。所以,他并没有嘲笑折可适。

石越对这个问题研究过无数次,他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五路伐夏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宋人居然指望着这五路最终能在灵州会师!

这种在千里之外约期会师的好事,也许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例子,但石越可以肯定,失败的案例是成功的一万倍以上。石越可以确信,现在宋军的纪律与战斗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而后勤与通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即便是现在,熙宁十三年,石越甚至不敢指望四大行营能在同一天发起进攻——这种时间上的误差能够不超过三天,他就可以谢天谢地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现什么样的意外?历史上无数造反者约期起事,但是果真能在不同的地方同一天起事的例子却少得可怜。

这样的条件下,却去奢望着约期会师,并根据这种期望制定战略……石越突然想考较一下折可适,看看这个被史书称许的名将,是不是果真名不虚传。他虽然对军事所知有限,但是他毕竟秘密的召见过种谊等将领许多次,其战略构想也得到了章质夫这样的人物的支持。

石越因笑道:“愿闻其详?”

折可适只是略略考虑了一下,便指着环庆路说道:“此处主攻,直捣灵州。仁多瀚与梁乙埋素不和,必不为他卖命。纵然顽抗,以仁多之部众,亦无力拒我大军。”说完,他的手指向西移动,“以渭州、熙河之兵自兰州、萧关辅攻,或可会师于灵州城下。董毡之军,终是异族,不得不防,使攻凉州,以牵制西贼。延绥与我河东之兵,克定银夏四州,再挥师西向。如此西贼首尾不能相顾,再无不败之理。”

这是平平无奇之语,石越正微觉失望,却听折可适又说道:“然亦有可虑者。银夏诸州是拓跋氏之祖业,经营日久,不可轻易。平夏兵素来悍勇,梁永能非无能之将。兼之当地要么高山峻岭,路途险恶,要么沙漠大荒,数百里无人烟。转运之难,莫过于此。万一梁永能弃城不守,坚壁清野以待,我军无粮,实有倾覆之危。”

这一番话让石越顿时收起了对折可适的轻视之意。“诚然,此亦某所忧虑者。夏州城自赫连勃勃筑成以来,是为中国之大患。当年朝廷虽毁此城,然既不能守,我去敌来,终是无用。银夏之争,最难在补给。”

“银夏之争,是破军之战。要引诱梁永能率平夏部与我决战,只要击溃其主力,银夏不足平。若其避而不战,则需步步步为营,护守粮道,大军绝不轻出夏州一线。只遣兵掠其民众,焚其积蓄,袭焚青白池,一旦冬季来临,不愁梁永能不破。况且只要能牵制住梁永能之军,使其无法回援,一旦灵州城破,兴庆府告急,梁永能有何威德,敢不回师勤王?”

石越微微点头,折可适的战斗经验局限于延绥与河东,对银夏诸州的情况,还是十分熟悉的。所提的建议,也的确切中要害。但是对于其余诸路,却未免有点想当然。

其实任何一路的补给困难程度,都绝不亚于所谓的平夏地区。

这也是石越对于全面对夏战争始终抱持着谨慎态度的原因。

战争一旦开始,就会出现许多意料之外的情况,哪怕他做了相当的准备,但是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依然难以克服,宋军再一次输在补给之上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石越对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自古以为有几个将领不知道粮道重要?但是因为补给而失败的战争却始终占据着历史上所有战争中的绝大部分。

但是没有必要和折可适讨论这些。

“战争果真开始,便让种古去守城,果真要与平夏兵一较高下,还要看我们河东兵。”折可适全神贯注的看着沙盘上的每个细节,一面在心里暗暗赞叹,一面便露出狂妄的本性来了。他此刻几乎完全忘记了和自己说话的人是陕西安抚使,只当是在府州州衙与自己的叔伯兄弟们讨论战争。

石越怔了一下,不由微微笑了笑。

敢说在绥德之战中一战扬名于天下的“小隐君”只能守城,也是了不起的傲气。

折可适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失态,继续着他的猖狂。

“云翼军还罢了。吴安国吴镇卿,人不怎么样,但会打仗。千万千万,不要调京师的禁军来,什么捧日军、拱圣军,做仪仗队便好。果真到了银夏,必是给梁永能去送死,没得影响大伙士气。”

石越摇摇头,并没有把他的这些话放在心上。毕竟,很快折可适就会知道自己的这些话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轻轻咳了一声。折可适猛地回过神来,顿时尴尬万分地望着石越。

“末将,末将……”

在折可适回过神之前,石越已将目光投到了沙盘上。他仿佛没有听到折可适的话,皱眉问道:“那……致果以为何时开战最佳?!”

“四月!”折可适不假思索地回道。

“四月?”

“正是。敌我之优劣甚明。当秋高马肥,弓矢劲利之时,是贼雄我劣,若战于敌境,则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在敌,智者所不取。当此之时,贼兵长驱深入,彼则聚而攻,我则分而守。至冬深水枯之时,贼马无隔夜之草,是其弱之时。然冬季苦寒,进攻不易,此两不利之时。至春深,贼势更弱,而我则练兵秣马,可乘便而出,此我雄而贼劣之时。是故四月出兵,我军可得天时。”当折可适看到沙盘的那一刻起,他在心里就完全承认了石越有资格担任大军的主帅——也许石越不是最好的,但是总比那些完全不懂军事的人要强。所以,他此时的语气,更像是希望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向石越提出自己的建议。

石越在心里暗暗赞许。这番道理,潘照临和他说过,种古、种谊、李宪、王厚、刘舜卿、章楶都和他说过。的确从军事上来说,最恰当的开战时间,是四月无疑。但是,战争的时间,并不仅仅是由军事上的因素来决定的。

石越拉着折可适的手,勉励道:“男儿建功立业之时,致果当好自为之,勿负折氏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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