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Ⅱ·权柄》 阿越 著
第八章 大安改制 第七十节

崇政殿。

偌大的崇政殿中,除了李向安等几个内侍之外,便只有高坐御座的皇帝赵顼与叉手站立在殿中的石越君臣二人。

赵顼凝视着石越,许久。

“自太宗以来,国家未曾有此大胜,此皆爱卿之功。”

“是陛下洪福,列祖列宗庇护,将士效命,臣不敢居功。”

赵顼微微笑了一下,摇摇头,笑道:“这些话都是场面话而已。”

石越没料到赵顼这么说,不由怔了一下,连忙也笑道:“臣所言都是实情,若是没有陛下的支持,没有陛下之前下定决心整军经武,也不能有陕西之功。民间俚语,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言此。”

赵顼笑了笑,便不再说此事。因问道:“可知朕为何召卿回京?”

石越顿时为难起来,他素知赵顼的性格,模糊其辞自然是不行的,但是说知道与说不知道,都有不妥当的地方,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好在赵顼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准备要石越回答的,很快便接着说道:“朕让卿千里迢迢回到汴京,除了要给卿庆功之外,实是还有数件难决之事,要询问卿的意见。朝中大臣虽多,可为朕决疑者却少。此外,朕还有一层深意:自古以来,臣子立下大功之后,往往君臣之间更加难以相处,要么便是臣子骄宠过度,自取其祸;要么便是君臣相忌,难以善终。朕要当面与卿说上几句话,让咱们君臣二人,能善始善终,为后世千古,留一段佳话。”

“陛下……”石越似乎有点动情。

赵顼摆了摆手,温声笑道:“卿虽立大功,然既不矜伐,又不避事,依然有所担当,是朕没有看错卿。朕亦有一肺腑之言,可说与卿知。”他使了个眼色,李向安等内侍连忙躬着腰,轻声退出了崇政殿。

待众内侍全部出殿,赵顼这才接着说道:“朕之得卿,如鱼之得水,龙入大海。古之名臣贤臣,有伊尹之遇商汤,姜尚之遇文王,设使其君臣不遇,则商汤周文不得遂其志,而伊尹、姜尚不过两老翁而已。今日之事类之,非有卿,朕不能逞其意;非有朕,卿不过一教书先生而已。”

“陛下知遇之恩,臣常感五内!只恐以臣之愚钝,有伤陛下之明。”

“卿不必自谦。”赵顼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朕信任卿。”

“陛下!”

“卿实是难得的人才。朕要成为大宋中兴之主,达成太祖太宗皇帝的遗愿,留英名于青史!朕与卿,实是风云龙虎相会,注定要做一番大事业的。”赵顼慨声说道,神色之间,意气风发。石越不禁一阵恍惚,仿佛又回到了初见赵顼的时候。

然而,不知道是皇帝变了,还是石越自己变了。石越的心中,并不相信这是皇帝的真话——至少不能相信这是完全的真话。“这是笼络我,安抚我的作态罢了——若果真信任我,又何必要召我回来?我不过是个文臣罢了。”石越在心里苦笑着。

“朕是皇帝!臣子忠于君主,本是天经地义,纲常伦理。朕对卿说这些话,是推心置腹,要卿明白,无论外间如何说法,朕与卿君臣之间,要赤诚相待,绝无嫌隙。卿尽管放心办事,朕自会信卿任卿。”

“臣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石越仿佛被皇帝的话所感动,哽咽着叩下头去。

“朕知卿断不会让朕失望。”赵顼走下丹墀,亲手扶起了石越。这是石越已许久不曾受过的礼遇。“待延安郡王长大,朕还想让卿做他的老师呢。”

“臣……臣……”

赵顼轻轻拍了拍石越的手臂,笑了笑。石越原本比赵顼要高壮,但最近一年,因操劳过度,竟显得消瘦许多。只不过石越看赵顼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皇帝的脸色,较以往更加苍白。

“朕时常感念韩琦的功劳,早想将淑寿下嫁给他的一个儿子,不过淑寿年岁尚小,此事便没有多提……”皇帝突然说起这些家常,让石越颇觉莫名其妙,却听赵顼又笑道:“前些日子,王妃和朕提起你家的千金,朕便想,除了韩琦家外,到底也要与石越结个亲家……”

“蒙陛下、贤妃娘娘错爱,但臣女尚在襁褓,只恐于礼不合。”石越心里一千个不愿意。

“朕看卿是不愿意罢。”赵顼开玩笑地说道,哈哈大笑。

“臣岂敢。”

“有什么不敢的?”赵顼笑道,“天家的女儿不好嫁,朕早已知道。只是不曾想,天家的儿子都不好娶了。难不成龙子凤孙,竟然连个进士都比不上了么?”

“臣绝无此意。”石越见皇帝并无发怒之意,轻松不少,忙又解释道:“不敢欺瞒陛下,臣实是想让臣女长成之后,自己择婿。”

“自己择婿?”赵顼不觉愕然。

“是……”

“这只怕与礼不合。”

“臣以为也没甚不合之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世之常礼。但自周汉以来,女子自择婿的亦不少。便是本朝,上至公卿,下至贩夫走卒,皆有相亲之俗。可见父母亦不能太过违拗子女之意。俚语言:强拗的瓜不甜。臣为人父,总不能没有一点私心。臣的女儿,不盼她一生富贵,只须一生平安适意便可,这等大事,臣以为不便全然不顾她本人的想法。”

石越的这番话,对赵顼来说,实在可以说是大胆了。赵顼颇不以为然,摇了摇头,道:“卿这些话,实不能让人信服。若说将出去,只怕又要惊世骇俗了。”

“正是。”石越笑道:“世间有些事,便是只能做不能说。陛下英明,不以世俗为念,臣才敢斗胆言及,至于他人,臣是断不敢说的。”

赵顼听他说“世间有些事,便是只能做不能说”,不免笑道:“朕先时还疑心卿是怕卷入宫闱之争。若是如此,实不必担心。”赵顼的话虽然只说了一半,但是石越却自是听得明白,这分明是说信国公不可能为嗣。

石越对于信国公赵俟的血统,倒并无成见。但是对于这种事情,他也同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忙道:“为人臣子者,实不敢存那般想法。臣只愿为陛下之纯臣足矣。”

赵顼满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王贤妃委婉提出来的请求,赵顼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在心中否决了。此时提出来,却不过是为刺探一下石越而已。这时君臣已说了许多话,他见石越答对得体,虽然疑忌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是毕竟却放心了许多。

对于赵顼来说,石越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文臣。文臣并非没有威胁,但到底远不如武臣来得那么直接。只要朝中存在着相当的制衡力量,而皇帝本人又不是足够昏庸的话,文臣无论怎样折腾,其能量也是有限的。至少赵顼认为,石越是自己绝对可以控制得了的。

真正要担心的,是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但那毕竟不是眼前要考虑的。

现在的石越,仅仅是自己手中难得的人才。

“成大事者,一定要敢用人,善用人。”皇帝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的确,若是没有用人的气度,又如何能成大事?

赵顼又看了一眼石越,开玩笑地说道:“既是这样,此事便先不提它。朕便等卿的女儿长大。未必卿的女儿,就一定会看不上朕的儿子。”

“陛下取笑了,只恐小女无此福分。”

赵顼微微笑了笑,转身缓步走回到丹墀之上。石越知道轻松的话题,到此为止。果然,便见赵顼顿了一下,说道:“朕方才说还有几件事情,要卿帮朕决疑。”他微微颔首,斟酌了一会,道:“头一件大事,便是高遵裕之案。”

“陛下!”提到高遵裕,石越的脸色便变了,他抬头直视赵顼,亢声说道:“高遵裕之案,臣敢请陛下秉公处理!”

赵顼没有料到石越的反应如此之大,不觉有点出乎意料,“高遵裕之案,御史台正在推鞫,自然会依律处理。但高遵裕不服调遣,贻误军机一条,御史台以为无罪,卫尉寺亦认为证据不足,枢府则颇有争议。故朕不以此罪罪高遵裕。”

“高遵裕延误军机,几陷战事于危局,间接害死狄咏,岂能言无罪?!臣不服此议。臣以为若如此断案,恐失天下军民之望,亦使狄咏死不瞑目。”石越对高遵裕恨之入骨,丝毫不肯松口。

“此事御史台与卫尉寺已有定论,卿不必多言。”赵顼的话却毫无回旋的余地。他稍停了一下,又安抚道:“只是向安北、段子介所弹劾之事,高遵裕难脱干系。朕已下令停止高遵裕一切差遣,彻底追查。”

石越默然不语。他心中虽愤怒,但理智上却知道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皇帝所谓的“彻底追查”,石越也很清楚那绝不可能——向安北、段子介所揭露的弊案,果真要彻底追查,绝对是陕西官场乃至汴京朝廷的一场大风浪——没有哪个官员,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来彻底追查。因为即便是石越自己,只怕也没有一查到底的勇气。他想了想,虽然皇帝已经暗示要用别的罪名来处罚高遵裕,却终是觉得不甘心,又说道:“臣以为向安北被害,必出自高遵裕之指使。至少高遵裕不能脱此嫌疑。”

“向安北之死,与高遵裕无关。章惇自辩,云其初知此案,以为关系重大,故欲以计先招向、段入京,询问详情,是不欲声张之意。不料向、段二人生疑,下面办事者鲁莽,而有此误会,竟误杀向安北。有司亦以为,确无章惇勾结高遵裕,故意陷害向、段之证据。”

“难道向安北便这样白死?以‘误杀’二字,岂不让天下人寒心?若是如此,臣不敢奉诏!”不知为何,石越心中没有愤怒,反而只觉得悲怆可笑,法令、人命,竟然都可以成为政治的玩物么?但他还是徒劳地高声反对着:“臣请陛下,让司马光或范纯仁重审此案!”

赵顼却摇了摇头,道:“向安北的确死得冤枉,朕不会让他白死。朕会追赠他官位,封赏他的家人。章惇等人,虽然没有证据,但亦会受到惩罚。但此事不宜兴大狱。”

说完,赵顼凝望着石越,言中未尽之意,尽在这目光之中。石越迎视着皇帝的目光,他自然明白赵顼的意思,赵顼考虑的,首先是朝中势力的平衡,其次是局势的稳定。无论是人命还是什么,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石越却也有自己的坚持。政治并非是最大的——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人类有时候会将自己都骗过。

二人的目光在空气中凝固。

石越知道自己的举动很大胆,虽然知道赵顼是颇能容忍臣下的这种无礼的,但是皇帝始终是皇帝,这样做毕竟是在冒险。然而,他却没有退缩的意思。

“武将则拥兵自重,文官则结党营私……水至清则无鱼,若是一意追查,只恐朝中无宁日。”赵顼低声叹息了一声,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只不过这番话,却是不久前富弼在密表中劝说他的。

军队私自回易,边将牟取私利,在宋朝,非一将一军所为,做这些事情,在之前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不过有些将领纯粹为自己谋利,有些则用来补充军费之不足;有些规模较小,有些则肆无忌惮。高遵裕所犯的事情,若真要彻底追查,只怕陕西边境,立刻就会兴起将领叛逃西夏之风。而章惇之事,本就是证据不足,若是从重从严,与高遵裕之事两相对比,却未免加倍的突显出不公正,只会让朝野争议越来越大。但是,这两件案子影响甚大,又不能没有一个交代。唯一的办法,只能如富弼所言:先拖着,等待朝野渐渐淡忘此事,然后再大事化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置完毕。

石越终于垂下眼帘,无声地叹了口气。

“朕已下诏,着兵部叙段子介之功。”赵顼补偿性地说道,微微松了口气。这些事情,他是有必要亲自向石越说明的——如果不得到石越的谅解,万一石越赌气一意要追查到底,他既是有功之臣,又有大义的名分,朝野中必然应者如云,到时候只怕他想不彻底追查都不可能。那会是多大的一场风浪?

幸好石越之前表现得还算克制。否则……

赵顼不知道的是,石越其实一直处在犹疑之中。

一场真正的大风浪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石越其实还拿不定主意。况且,皇帝如此选择,毫无疑问同时还有别的原因——限制自己的威信。甚至,也许这个原因才是主要的因子也说不定。

但这些现在并不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需要说点什么。

“陛下……”石越顿了一下,道:“沉苛迟早需要洗清。”

“朕知道……卿很识大体。”

赵顼显然不想再谈论这件事,逃避似的转开了话题。

“第二件大事,是对辽国、杨遵勖、高丽的方略。辽主委贤任能,励精图治,非可等闲视之……”

石越早知皇帝必问此事,张口答道:“契丹之事,臣请效春秋时晋楚争霸之故事。”

“晋楚争霸?”赵顼一愣,立时明白石越之意,问道:“那卿以为,谁可为吴国?”当年晋国与楚国争霸,晋国便派人深入楚国后方,教与楚国有仇的吴人冶炼车战之术,吴国强大之后,经常与楚国作战,导致楚国国力疲惫,从此不能对中原造成大的威胁。这个故事,赵顼自是知之甚详。

“高丽?或是杨遵勖?”未及石越回答,赵顼已经自顾自地分析起来,“高丽人不善战,职方馆的奏章分析,其国内部派别林立,是否能当此任,只怕……杨遵勖此人不过朽木烂泥……”他一面说一面摇头,道:“这个吴国,却是难觅。”

“陛下所言,可谓明见千里之外者。”石越却是成竹在胸,缓缓说道:“朝廷经营高丽,是使其为我大宋东北藩屏,立意长远,非仅为契丹。其对契丹,不过起牵制之作用,必要之时,或可借道高丽,夹击契丹。然若寄以厚望,却必致失望。至杨遵勖,此垂死之徒,我大宋助其苟延残喘,使其分契丹之势,并借机渗透契丹,自无不可。但若非朝廷无实力两面作战,本当吞并之,其又焉能为吴国?!”

“那?”

“臣所谓吴国者,是另有其人也!”

“另有其人?”

“臣闻契丹以苛酷之政,统治其国内诸部落。各部落屡有反叛,但皆因实力不支,而屡战屡败。但是各部降而复叛,却从未停止。若朝廷能募壮士,深入各部,秘密联络,并加援助,契丹自此无宁日。”

赵顼皱眉道:“话虽如此,然其各部远离中华,对契丹或亲或叛,虚实难料。职方馆都苦无良策,何况其余。”

石越笑道:“陛下,世上之事,为之则难者亦易。契丹西北境内,阻卜诸部成百上千,尽皆惮于契丹之强暴,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世上又岂有甘为人鱼肉者?朝廷亦不必真费多大心力,若果真使其强盛过度,却是前门驱狼,后门来虎。不过募集壮士,组织马队,潜入其中,与其互市便可。”

“互市?”赵顼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正是互市。”石越笑道:“阻卜诸部皆缺铁器,朝廷便卖给他们兵器铠甲,又有何妨?”

赵顼听到这闻所未闻之事,简直是目瞪口呆,半晌,才笑道:“真妙计也。”说完,想了一会,又疑惑起来,道:“我大宋之民,如何能熟悉其地风俗?只恐行之不易。”

“在河北、河东诸熟蕃中,招募对大宋忠心且武艺出众之辈,由职方馆加以训练约束,便可行此事。便是契丹之民,亦未必不可为我所用。”

赵顼想了想,点头笑道:“此真良、平之谋。”

石越也笑道:“若能再遣人伪为僧人,前往各部,挑拨其对契丹之不满。假以时日,臣料契丹必有腹心之患。”

赵顼不由击掌赞道:“妙策!”

这几条计策,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果真要见大效,只怕非有数年甚至十年之功不可,但是这本来就是长远的谋划,因此倒也算得上是毒计。辽国的策略是对奚、汉二族怀柔,以契丹、奚、汉三族为根本,来统治各部落。所以,对于各部落的残酷,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矛盾始终存在,若加以利用,对契丹来说,的确会成为大麻烦。

但是石越的计策,却还不止于此。

“陛下可知高丽为何亲近大宋?”他继续说道:“除了仰慕华夏文明之外,最现实的利害便是契丹之威胁。因此,在高丽以外,培植一两个与其仇视的势力,亦有必要。据臣所知,在辽与高丽之间,有女直诸部。女直诸部中,有些亲辽,几乎已是契丹之臣仆,但亦有许多对契丹时降时叛,且与高丽有世仇。若能在女直诸部中,扶植两三个部落,亦是一举多得之事。且此事惠而不费,与女直联络,较之与阻卜联络容易,所做之事,不过是通商、卖点兵械器甲而已。为免高丽猜疑,只令职方馆出面暗中找几个海商便可立办。”

女直之名,赵顼也曾听说过。不过这个名词屡见于奏章,却是因为其“海盗”之名。活跃于东海的海盗,主要由宋、女直、高丽以及日本国的亡命之徒组成,但其中最凶悍的却是女直海盗,他们不仅仅在海上抢劫船只,甚至还登陆攻击高丽与日本的沿海村庄。作为大宋海船水军重点打击的对象,到目前为止,对女直海盗的围剿已达数十次,宋军因此损失不少战船与水军。大宋海船水军虽然始终是东海的掌握者,并且大规模的海盗活动在严厉的打击下也渐渐销声匿迹,但是巨大的利益,使得小规模的海盗活动始终不能完全消失。

所以,直至熙宁十一年,大宋皇帝陛下,对“女直”这个名字,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

“女直么?”赵顼的语气有点迟疑。

石越却不明白赵顼的心思,因此对皇帝的反应有点奇怪,道:“正是。臣以为女直可为我所用。”他看过一些本来不应当递至他案头的报告,知道职方馆实际上已经对女直做过一些渗透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实际上,除此之外,连石越也不知道的事情也大量存在着。大宋海船水军中——准确地说是薛奕部下,已有不少女直水手存在。因为大宋海船水军的策略一向都是非常开放与务实——凡是杭州水军俘虏的海盗,一律打散编入广州水军,作为不用发薪俸的水手或者劳力而存在;反之亦然。当然,这样细节性的东西,是没有必要上报至枢府的,因为连卫尉寺的军法官都懒得理会。而一些专门登陆日本攻击村庄,抢劫财物的女直海盗,根本就是出于大宋海船水军的默许,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蔡京的默许。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海上完全没有海盗,商家们交那笔保护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快了。何况海盗们抢劫的是日本国的村庄,而抢劫的钱物女子,总有一部分,是落入了大宋某些官员与将军们的口袋的。

因此,大宋与女直的交往,远比皇帝或石越想象的来得更“深入”。

但是赵顼在奏章上得来的印象却实在太过于深刻,他想了一会,只委婉道:“且容朕再与枢府商议。”

“遵旨。”石越却完全误解了皇帝的意思。

赵顼这里表达的是委婉的否决,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枢府的态度。事情最后的发展,与皇帝陛下所想象的,完全相反。

不过此时,赵顼对这些是绝不可能知道的。

他满意的点了点头,终于说到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桩事,便是对西夏之和战。”赵顼神情郑重起来,“国之大事,在戎在祀。规复灵夏,牵涉千万生灵,关系大宋国运。朝中或谓和,或谓战,纷纷不决。卿在陕西接连克捷,熟知西事。卿可为朕谋之。”

石越却不直接回答,反欠身问道:“臣敢问陛下,禁军之整编,已完成多少?”

“十分有四。”

石越又追问道:“若今岁开战,国库余钱,又有多少?”

赵顼想了一会,咬咬牙,道:“若果真开战,一千万贯钱,总能拿出来。”

“可曾除去皇家宗室贡养,官吏薪俸,日常用度,以及水旱灾害之备?”

赵顼摇了摇头。

石越又问道:“陛下可知陕西可供军粮储备有多少?”

“这个卿当知道。”

“是,陕西粮储,可支陕西现有之兵,一年之用。”

赵顼脸上露出喜色,道:“岂非足矣?”

“不足。”

“为何?一年尚不能平西夏?”

“以陕西之兵,不足以平西夏。平定西夏,亦不能期以一年之功。”

“但机会难得,若让西夏恢复元气,事更难为。此时不伐,殊为可惜。”赵顼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急切地说道。

“诚如陛下所言,然而强为己所不能为之事,其祸便在眉睫。”石越加重了语气。“陛下可曾想过,若我伐夏之时,契丹之兵出燕云而南下,陛下以为以今日之实力,能守住河北么?”

“契丹未必敢……”

“岂能寄望于‘未必’二字?!”

赵顼默然不语。石越又说道:“辽主之英武,不可轻视。臣请陛下暂时忍耐,臣在陕西再为陛下经略数年,臣保证五年之内,西夏可取!”

“五年?”赵顼将信将疑地望着石越。

“五年足矣。”石越信心十足地说道:“五年之后,禁军整编全部结束,大宋将有超过三十万之精兵,足以北御契丹,西取夏国;臣在陕西行驿政改革,实则暗中修葺道路,五年之后,我大宋在陕西运兵之速度可提高至少一倍。若使陕西百姓休养五年,则臣可保证仓禀能支三年之用。而朝廷财政亦将更加丰裕。五年之内,大宋亦足以将横山彻底控制,取得对西夏之地利。再有五年时间,火炮亦必能顺利装备军队,西夏何城能当此物?!”

赵顼的信心被石越的一席话给激发起来,他喃喃道:“五年,五年……”石越说的,看起来并不太难。但是不是真的要忍耐五年呢?赵顼只觉得有点迫不及待,他恨不能明天就可以在京师替李秉常修筑宅第。

“果真五年便可以成功?”

石越笑道:“臣担心的是西夏人不给我们五年的时间。西夏现在国内内乱,一触即发,若我大宋逼得太急,其可能一致对外。只要我稍缓压力,它必然内乱。臣真正担心的,是他们内乱爆发得太快,我们来不及完全准备好,就要出兵。”

“内乱?”赵顼喜道:“若果真如此,却是千载难逢之良机,断不能坐视。”

“陛下!”石越的神色却郑重起来,“战或不战,在于己,不在于敌。若己无实力,无准备,则有再多机会,亦是枉然。甚至可能招致祸事。”

皇帝对石越的这次召见,持续的时间长达一整天。赵顼甚至连午膳也是在崇政殿用的。

二人谈论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知晓。

特别是对西夏的战和,极少有人知道石越究竟是什么样的主意。而皇帝自此日起,便将议论对西夏和战的奏折全部留中。

而最让朝野摸不着头脑的是,皇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既不让石越回陕西,也不给他任何新的任命。于是,在熙宁十一年三月来临之前,阌乡侯石越一直以陕西路安抚使的身份,在京城“叙职”,渡过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妻女,此时却远在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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