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Ⅱ·权柄》 阿越 著
第六章 哲夫成城 第五十一节

同一个月,熙宁十年五月。

石越也开始面临朝廷的质疑与责问,战争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行为,一个月来空耗国帑而不见成效,政事堂中很快就出现一片质疑之声。若非枢密院的文彦博、王韶,以及兵部的郭逵等人坚持认为不可以半途而废,整个行动早已夭折,石越也难逃罪责。但即便是如此,朝廷中的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大,石越几乎能感觉到自己面临的压力,如同一排看不见的大浪,随时要冲垮那座脆弱的海堤,将海堤之后的自己淹没。

事情是如此的吊诡。汴京朝廷一方面对石越废除乡兵的建议争议不休,一方面又对石越修筑平夏城的举动缺少耐心。反对废除乡兵的原因是害怕影响国防,所以愿意付出这巨大的代价;而对修筑平夏城缺少耐心的原因,却是因为耗费了巨大的军费。

“难道没有人知道废除乡兵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与劳力;修筑平夏城可以带来更大的国防安全么?”石越忍不住牢骚满腹。时间已到五月,按照正常的产期,梓儿应当在六月临盆,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月,石越就要当父亲了。自己的妻子要生产,而自己却不能呆在她的身边,这件事情多少已经影响到石越的情绪。而石越与众官员、幕僚策划良久的一项新政——作为改革役法的第一步而推行,此时也受到战争的拖累,不得不暂缓上报朝廷。

政治是需要讲技巧的。在这个敏感的时候,石越任何一次大举措,都可能成为压力的发泄口。石越与潘照临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朝中有许多人都在嫉妒石越将要立下的大功,这时候提出这项政策,无异于在他们嫉妒的火焰上加油。

“公子!”潘照临没有理会石越的牢骚,将一份公文递到石越的手中,说道:“这是陕西禁军四月份的军饷报告,需要公子盖印。”

石越接过来,看了一眼,取出大印来盖了,忍不住又说道:“要不要催促一下高遵裕!一个月,实在太久了,若是章质夫,最多二十天就建好了。”

“公子怎么知道章质夫只要二十天?”潘照临带着讥讽的口气说道:“若是高遵裕故意怠慢军机,自然要催促,但是眼下西夏人采用的策略,让补给无法顺利运抵平夏城,又用骚扰战术干扰施工,高遵裕能够保证两大营一个月不失,已经是尽力了。此时若是催促他,不过是乱命而已。”

“唉!”石越长叹了口气,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道:“若这样打下去,需要三个月才能建成平夏城!不待平夏城建成,朝廷攻击我的奏章,已足以将我淹死。”

“只能耐心等待。”

“公子,何不用一两个大胜,来安抚一下皇上与朝廷。”站在一旁的侍剑忽然说道。

石越猛地坐直了身子,睁大了眼睛望着侍剑,潘照临也一脸惊诧望着侍剑。侍剑以为自己说错了话,顿时满脸通红。却听石越说道:“继续说下去,怎么样用一两个大胜,来安抚一下朝廷?”

侍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小心地看了石越一眼,却见石越甚是郑重,又偷眼看了潘照临一眼,见潘照临眼中颇有赞许之色,方才放下心来,说道:“真正打仗取得大胜不太可能,但是打几场精彩的小仗,取得胜利,上报枢府。再让文章写得好的人,写成评书,登在报纸上,那么朝廷反对的人,一定会减少许多……”

“小瞧了你!”石越忍不住敲了侍剑的脑袋一下,笑吟吟地望着潘照临,笑道:“这却是妙策。”

潘照临微微点头,笑道:“这的确是可行之法。公子可曾听说,长安城内正好出了个陕西桑充国?”

“陕西桑充国?”石越不禁愕然,他忙于军务政务,哪里知道这些事情。

“正是。”潘照临的语气中,充满了戏谑与讥讽之意,“此人身世非比寻常,是昌王妃的堂弟,虽然连取解试都不曾中过,连个举子也不是,但毕竟也曾在白水潭学院、横渠书院读书,听说曾经参与过座钟、弩机的设计……”

石越却没有心思听潘照临刻薄的介绍,只是反问了一句:“昌王妃的堂弟?卫家的人?”

“正是卫家的嫡系公子,叫卫棠。”潘照临笑道:“卫棠正在申请,请求开设报馆,并且要在京兆府办二十所义学,资助扩建京兆学院,建图书馆、体育场……此事早已不胫而走,传遍长安,人人都说这位卫公子是陕西桑充国。不过他的雄心,却远比桑充国要大……”

“哦?”石越双手抱胸,饶有兴趣的听潘照临说起来。

“除此之外,这位陕西桑充国,还要在长安办技术学校,并且要与江南十八家商号联手,在陕西种棉花,办棉纺;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在陕西造座钟,更有意涉足陕西的木材生意……”

石越听到目瞪口呆,问道:“卫家虽是豪强,但是要同时做成这许多事情,需要的财产绝对不容小视。他们家真有这么多钱?”

“那是自然。”潘照临冷笑道,“卫家田地庄园,以万顷计算。熙宁七年之旱灾,卫家出粮买下三座铁矿山,虽然所采之铁,大部分只能卖给官府,却也赚了不少。这点钱卫家岂能出不起?须知七年前的桑唐两家,加起来也未必有今日卫家之财力。更不必说卫家还有亲朋好友。”

石越笑道:“他们肯出钱来做这些事情,却是好事。”

“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卫洧以前对公子颇有不满,如今卫家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这却不必理会。”石越笑道:“他卫家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做这些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做好这些事情。”

“公子以为不重要,我却不能以为不重要。”潘照临毫不客气的反驳道,“卫家这样做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有几个:一是替卫棠博取名望,二是示好于公子,三是挣钱。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向公子示好。”

“他们为何要向我示好?难道……”石越百思不得其解,卫家怎么说也是大有背景的家族,似乎用不着这样费尽心机来讨好自己。

“要么是害怕公子报复——但这显然不是,以卫家的背景,似乎不用太担心这一点;那么只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卫家所谋者大!”潘照临微眯的眼神中,突然发出冰冷的光芒。

“所谋者大!所谋者大!”石越喃喃说道。

“皇上康复,蔡确被重贬到凌牙门,表面上看来昌王似乎没有威胁了。但是请公子想一想,昌王为什么会有威胁?”

“这……”石越沉吟了一会,道:“因为他是皇上一母同胞的弟弟。”

“正是。”潘照临颔首道:“昌王之所以对朝政会有影响,便是因为他是当今皇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如果皇上能够活到皇子成年之后,而皇子又无失德,那么昌王始终只能是昌王。但是如果皇上不能至少再活十五六年,那么昌王就有机会。因为昌王始终有贤王之称!”

“皇上还年轻,再活十几年并非难事。”石越淡淡说道。

“诚如所言。昌王不过是在进行一场赌博罢了,只要他足够谨慎,他就不会输掉多少东西,输的只会是跟随他的人而已,皇上的优容,反倒被他利用了,他已经知道皇上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所以他不会有什么事……但他赢来的却是大宋的江山。”潘照临嘿嘿一笑,道:“这样的赌博,谁不肯博?”

石越笑了笑,潘照临的分析,未必没有可能,但是一个阴谋论者,始终将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看成阴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卫家示好于我,又有何用?”

“此正是让人费解者。”潘照临难得的皱起了眉毛,“是想笼络公子,还是假意接近,收集公子的把柄,要挟公子?或者是两者都有可能?还是有别的企图?”

“无论如何,不论是卫家还是昌王,把我逼成敌人,都不是明智之举,对吧?”石越放松了身体,悠悠说道。

潘照临怔了一下,自失地一笑,道:“是如此。”

“那君复何忧?既然那个卫棠想做陕西桑充国,我便成全他!如若他的报馆办得起来,这些前线的报道,我便让他的报纸来写!”石越笑吟吟地说道。

潘照临正要说话,忽听门外传来脚步之声,有人高声禀道:“禀石帅,丰参议求见,有前线军情。”

“快请!”石越连忙坐正了身子,整好衣冠,等待丰稷的到来。

“石帅!”丰稷脚步匆匆地走进厅中,抱拳一礼,便即说道:“平夏城军情,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相之先坐下说话。”石越用笑容安抚丰稷。

丰稷谢过石越,找了张椅子坐下,侍剑早已端茶上来。丰稷接过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方继续说道:“高遵裕飞马来报,道是西夏换了主帅!”

“啊?!”端起茶碗刚刚送到嘴边的石越,猛一听到这个消息,手不由一抖,竟将茶水泼了出来,他却无暇擦拭,只忙追问道:“换了谁?嵬名荣还是梁乙逋?”

“都不是。是梁乙埋亲自为帅。”

“梁乙埋?!”石越与潘照临对视了一眼,目光中都又是惊愕,又是高兴。

“正是。临阵换帅,换上的又是自诩会用兵,刚愎自用的梁乙埋,平夏城无忧矣!”丰稷也难掩自己的激动。

“西夏并非没有可用之将,但是身居上位者却喜欢越俎代庖,若不致败,是无天理!”石越感叹道。他一向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上下各安其位;宋朝之所以武功不显,绝非兵甲不精、士卒不练,也绝非没有将帅之材,更不是因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导致大宋武功不显真正的原因,是大宋王朝那个“将从中御”的传统,皇帝与中枢太喜欢对前线将领指手画脚,而偏偏自大宋朝建国以来,只有宋太祖一个人懂得军事,连宋太宗也不过是个庸才而已。这个传统一直到熙宁十年也没有消失,所以石越才会力主在枢密院成立枢密会议,就是希望在皇帝不可能放弃“将从中御”的传统这种情况下,给皇帝一个懂得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如果“将从中御”不可以避免,那么枢密会议的决策,总比皇帝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决策要好得多。但是平心而论,石越也能理解皇帝为什么喜欢指手画脚,石越就是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克制住自己想对高遵裕指手画脚的欲望,这中间,还有潘照临不断的提醒。否则,石越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毫无保留的信任高遵裕。

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你不信任他,但你却必须信任他。如果你选择了信任,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选择不信任,你有更大的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选择的,特别是需要自己去选择的时候。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不稳定的因子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常常忘记,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但也不可以高兴得太早。”潘照临即刻冷静下来,向二人泼了盆冷水,“梁乙埋既然亲自统兵,就会调集更多的兵马,向平夏城发动猛攻。高遵裕与种谊是不是坚持得下来,还很难说。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总之是件喜事!”石越早已习惯于潘照临的乌鸦嘴,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愉悦。

“既然梁乙埋已经离开讲宗岭,那么讲宗城那边,是不是可以准备动手了?”丰稷心里,实则比石越更高兴。如果平夏城能克捷,那这个胜利,在军事上可以与王韶开拓熙河、种谔复绥州相提并论,甚至更有过之。如果在讲宗岭再来大胜一场,那就意味着大宋的军事力量,在西线取得全线胜利!丰稷敏锐地注意到,双方的战略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这正是大宋有识有为之士,所孜孜以求的。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胜利来完成。

“暂时不必慌忙。”石越笑道,这时候他才记得把茶碗放回桌上,“再给西夏行文,用辞更严厉一些,指责他们修筑讲宗城是对大宋的挑衅。”

“我们在筑平夏城,却说人家修讲宗城是挑衅……”丰稷充满恶意的想道,“还真是不讲理啊!”

但是石越似乎没打算和西夏人讲理,“同时,让环庆诸州加强防御,收缩对西夏的渗透活动,要给西夏人造成一种假象,我们的精力正放在平夏城,无暇再起战端,不过是在讲宗岭问题虚辞恫吓,要显得色厉内荏。”

“是。”丰稷答应下来,似乎是在调整情绪,沉默了一会,方用凝重的语气说道:“还有一个坏消息。职方馆陕西房的密报,熙宁六年癸丑科的武状元文焕,很可能降敌了。”

“文焕降敌?!”

“不错。据说李清将文焕带回了兴庆府。陕西房已经向枢院报告此事,并且已请示枢府要不要刺杀文焕,以惩戒来者。”丰稷的脸色非常难看,毕竟武状元降敌,实在是让大宋大丢颜面的事情。在平夏城战局僵持,饱受压力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来自政事堂的压力只怕会进一步升级。丰稷在心里,已将文焕这个“逆臣”骂了不知多少遍。

不料石越却是一脸愕然,问道:“为何要刺杀文焕?!”

“文焕一家世代食朝廷俸禄,文焕本人是皇上钦点武状元,无论是文家还是文焕本人,皆深受国恩,事至危难,不能以死报国,已是可耻。居然还投降西贼,岂非死有余辜?下官以为,当令陕西房立诛文焕,以惩戒天下的叛臣逆党,使人人知忠勇之士,死后能入忠烈祠,受国家祭祀,享万世芳名;而不忠之徒,纵一时求生,亦会死无葬身之地,身败名裂!”丰稷一脸激愤。

“不对!”石越听到一向儒雅理智的丰稷,口出极端之言,不由摇头道:“纵然文焕投降西夏,也并非是他的过错。更不可因此处他死刑!”

“怎么可能不是他的过错?难道身为人臣,可以投降敌国么?”丰稷愕然道。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即便他投降,对于曾经为国家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潘照临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来。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宋朝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尚气节的风尚,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若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潘照临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这种价值观,石越自己也曾经推波助澜。但他心里,却极反对将任何一种价值观推向极端。

投降的确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亦并非是不能被宽容对待的。普通的军民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文武官员与士大夫,即使就在宋朝,被俘后投降敌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重返故国,也大都会被原谅。若是在非常之时,出于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还会不惜于重用反复无常的将领。只是,宽容地对待投降这种事,人们也许会默认这种行为,却绝不能容许有人来宣扬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伪。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士林最尚气节的时候。石越也曾经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气节,虽然他认为所谓的“气节”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但是总会有道德洁癖的人,欲将此强加于人。

他并不怀疑丰稷在危难之时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亦同意士大夫应当具有气节。但石越始终认为,所谓的道德,最好应当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尤其是过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宜强行加诸他人身上。他也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是有限的。一个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而牺牲,自然值得尊重。但是,却不应当用任何手段,强迫个人去牺牲。

但石越也明白,人类往往能以平常心对待一直是自己敌人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是赞赏前半段是敌人而后半段不再是敌人的人;却往往无法原谅前半段是友军,后半段却是敌人的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理智的生物,一个四十年不断的杀害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的人,比起一个曾经在二十年内竭力保护过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而后二十年却变成敌人的人,似乎前者更容易被原谅与接受。

人类的本性如此,而“气节”则是一种容易蛊惑人心的东西。用它来要求自己固然很难,但它却能轻易地让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要求他人。

如果自己附和一下丰稷的议论,也许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也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则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这是毫无道德风险的事情,在政治上,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样做,却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唯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为文焕辩护肯定是“不智”之举,他将要为此承担巨大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而且极可能是徒劳。他没有信心说服任何人。但是任其自然么?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潘照临、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他连《汉书》都没读过么?!”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划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讥。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那你速令陕西房去查明!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取其首级;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已,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操心。但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侮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好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分,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已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么?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价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昉静静的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升,陆佃也被排挤,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的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昉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火上加油,她的性子,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的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昉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即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昉眉毛一挑,断然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善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昉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若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罪状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昉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已而降敌么?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

“官人谬赞了。”王昉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昉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昉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战死,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昉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昉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昉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已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律疏议》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的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通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平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一个人若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么?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么?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么?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已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么?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的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讽刺一点说,也可以说是石越的巨大成就。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力!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么?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么?”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石越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石越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的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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