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 灰熊猫 著
第五卷 一身转战千里路 第022章 怒潮

邓名驻扎在九江的时候,江西巡抚张朝没有去与他会晤,而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副手董卫国,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那就是与江宁巡抚蒋国柱秘谈。

这种封疆大吏的私下串通非常惹朝廷忌讳,但蒋国柱和张朝都担心朝廷会翻脸发动南征,既然这种可能性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那他们就有必要制定攻守同盟。这种同盟会谈事关两个人的前程,他们都不放心用使者进行沟通,所以蒋国柱就秘密前往安庆府,与乔装打扮而来的张朝当面进行谈判。

这场谈判除了周培公没有第四个人在场,就是两人的心腹幕僚都被排除在外,双方一致认为开源练兵是当务之急,他们需要兵力来北抗朝廷、东拒邓名。在这天的谈判中,蒋国柱和张朝就商贸、税收达成了诸多协议,期间两人曾几次争执不下,但都被圆滑的周培公好言化解了。

现在周培公是两江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全权负责的海贸问题被蒋国柱给予很大的希望,让江宁巡抚编练更多忠于他的军队成为可能,现在周培公已经接近实至名归的江南第二人;而张朝同样希望借助周培公与邓名的关系让瓷器的统购统销顺利进行下去。本来给予周培公江西布政使衔只是一个拉拢的手段,其中很大成份是因为他背后的张长庚的面子,但现在张朝却甘愿给予周培公更大的权力,让他成为仅次于董卫国的自己的副手。

身兼两江两省布政使的周培公,能够站在两江的全面高度看问题,这次两位巡抚的会谈若少了这个润滑剂几乎就一定会失败。

在这次会谈上,周培公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两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南京和南昌都不拦阻另一方的货物,不征收额外的赋税,对内消除贸易壁垒,分享海贸和长江贸易的利润。当然,这都是对有官方背景的商人,至于那些中小商人,两江衙门都要征收厘金以充实南京、南昌的府库。这个策略不但能进一步增加两省的收入,而且还能打击竞争者,争取在和明军贸易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由于官商拥有诸多特权,所以南京和南昌都不会单方面给商人发放执照,所有的特权发放都要事先得到对方的同意。最后蒋国柱和张朝一致同意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从事此事,他们计划联名上奏朝廷,申请建立“两江剿邓总理衙门”,明面上的职能就是负责情报收集、侦查通邓的细作、向穆谭和类似的贪财好色之徒行贿以打入明军内部、制定长江贸易审核规则以防被明军利用,并且肩负一部分替两江藩库筹集经费的责任;暗地里自然是全权负责通邓,发放这种被南京、南昌共同承认的官方执照。

周培公将被两位巡抚共同保举为第一任剿邓总理督办大臣,挂两省布政使衔。两江剿邓总理衙门将要设在安庆,简称剿总衙门,它在南昌和南京都会下设办事处,简称南京剿总和南昌剿总。此时两位巡抚都认为这会是一个职能简单的负责收钱的衙门,周培公总理的权利也很有限,无论是蒋国柱还是张朝,甚至周培公本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剿邓总理衙门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怪兽,而周培公总理有朝一日又会变得如何权势熏天。

除了经济上的合作外,两位巡抚更关心的是政治权力的划分。在未来的剿邓总理大臣的斡旋下,张朝保证退出两江总督的竞争,并全力支持蒋国柱取得这个位置;而蒋国柱则保证在取得总督职位后,不干涉江西的人事权和财权,不插手江西内政,并竭尽所能维护张朝在江西的地位。

剿总衙门既然确定在安庆,两位巡抚都不可以向朝廷建议它改驻其它地方。

政治权利划分完毕后,张朝和蒋国柱再次讨论起经济问题。不过今天几乎一直是张朝在发言,蒋国柱昨天接到了林起龙的一封来信,自那以后就一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如果将来因为任何原因导致剿邓总理衙门无法在安庆呆下去,我建议也要在江西和江南的边境上选一个新址作为驻地。”无论如何,江南的实力还是在江西之上,张朝生怕剿总衙门最后完全被两江总督衙门吸收,变成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因此未雨绸缪地提出要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剿总衙门的驻地都不能放在江宁或是南昌,也不能位于江宁或是南昌的一百里内。”

“我没有异议。”蒋国柱今天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好,显得心事重重,张朝的提议他没有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一口答应下来。

见此情景,陪同的周培公也露出些诧异之色。昨天蒋国柱看过林起龙的来信后就一直精神恍惚,但张朝和周培公询问信的内容时,蒋国柱又强笑着说一切安好,朝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既然蒋国柱这样说,张朝和周培公也不好强求江宁巡抚分享漕运总督给他的私人信件。

正在这时,一个站岗的卫兵在门外大声报见,进入房间后,这个张朝带来的卫兵说道:“启禀三位大人,董布政使大人来了。”

“他来干什么?”张朝不高兴地大叫一声。作为江西巡抚的副手,董卫国当然知道上司在安庆的秘密会谈,但董卫国来了那江西岂不是唱空城计了?

“布政使大人要求立刻见巡抚大人。”卫兵脸上也有疑惑之色:“布政使大人说十万火急的事,嗯,还说是关于年号的。”

“不就是明年改元康熙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张朝生气了,不过董卫国既然来了他也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吧。”

“这样不太好吧。”虽然蒋国柱没有反对,但周培公看不下去了。双方会谈前已经说好,除了周培公这个中立人士外,不让任何一方的下属和幕僚参与,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平衡。现在江宁巡抚明显不在状态,周培公觉得他有必要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以保证谈判双方不会出现更多的矛盾:“下官觉得可以暂时休会,巡抚大人可以私下……”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刚才听到“康熙”二字后,蒋国柱又是全身一抖,他打断了周培公,还从怀里掏出了那封林起龙的来信:“让董大人进来吧,如果本官所料不差的话,就是为了这封信中的内容来的。”

……

钟祥北方。

一队身着清军军服的骑兵开到打着红旗的军营前,为首的军官翻身下马,缓步走到明军军营前,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封信交给明军的卫兵,自我介绍道:“在下是武昌马军提督,奉湖广总督之命而来。”

“久仰,久仰!”

明军军官抱拳行礼,把来人领入营中。

这里是贺珍的军营。高邮湖之战的消息传到襄阳后,明军一片沸腾,在和郧阳郝摇旗几次书信往来后,贺珍就誓师出发,向武昌发起了进攻。

出兵前,贺珍和郝摇旗还联名给张长庚发出战书,在信中称张长庚为大清湖广总督先生大人阁下。以往若是贺珍、郝摇旗进攻清军,那自然是绝对不会发出任何战书,恨不得杀到城下时对方还不知道才好。就算发出战书,里面肯定也会称呼对方为虏丑、鞑子,怎么难听怎么来。

但这次进攻,本质上是要去武昌见邓名一面,贺珍和郝摇旗担心邓名没时间来汉水流域一趟,只会顺路到荆州和夷陵看看李来亨和刘体纯就直接返回奉节。二人就很客气地向张长庚申请入境许可,他们保证不会攻打张长庚的州县,见过邓名就走,绝不会在对方领地内多做停留。

使者被带到贺珍面前,以前这位马军提督还带兵和贺珍在钟祥这里厮打过好几场,把贺珍赶回了襄阳。不过钟祥是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边界,湖广兵占据了这里后武昌的安全也就有了保证,张长庚没有乘胜追击,而贺珍自知实力差湖广总督太多,也识趣地没有尝试夺回。

展开张长庚的回信,里面的口气也相当客气,大清的湖广总督不但给两位大明国公回信了,而且也没有流寇、闯贼的乱骂一气,同样称他们为先生,并答应了明军的入境要求。当然,张长庚已经向北京报告了明军的入寇行动,这位送信的马军提督就是湖广总督的剿匪总指挥,全权负责抵御贺珍和郝摇旗的进攻。

来信上还交代了邓名的行程,张长庚表示若是一切顺利,不但贺珍,就是还没有赶到钟祥的郝摇旗也绝对来得及在武昌城下见邓名一面。

当着使者的面,贺珍按照信中的要求烧毁了来信,示意部下带武昌马军提督去检查明军的营房。

“多谢国公大人。”马军提督恭敬地躬身告退,然后在明军军官的陪同下检查了整个营地,以确认明军没有携带任何攻城设备,尤其是张长庚再三强调的火药和爆破使用的大钟。

“贵使满意了吗?”检查明军营地完毕,明军军官问道:“我是不是能去看看贵军的防御呢?”

“理所应当,理所应当。”马军提督毫不犹豫地带着明军军官去视察清军的阵地,以证明清军没有埋伏,也没有收集粮草或是集结部队。

“郝国公怎么还没有到?”陪同检查完毕,马军提督又问道。

“哦,是这样的,安东王也要去武昌一趟。”明军军官答道,安东王一直受到郝摇旗的保护,这些年总是呆在安全的竹山后方,邓名驰骋湖广时安东王曾经动过心思,但最后还是觉得前线太危险了而没有出山。

以后邓名的捷报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安东王见湖广清军畏邓名如虎,心里也颇后悔。这次高邮湖的消息传到竹山,安东王实在忍不住了,突然勇气百倍,决意去见见这个年轻宗室,顺便聊聊家常,看看能不能攀上什么关系。

“啊,有位大王要来啊。好的,我知道了,武昌会准备最好的戏班、伶人,送到贵军中,一定让大王满意而归。”马军提督知情识趣,既然不可能冒着惹怒邓名的危险对付安东王,那拍马屁就是唯一的选择。

“有劳贵军了。”明军军官连连点头。

※※※

武昌。

接到钟祥的报告后,张长庚没做太多思考就下令手下预做准备,给朝廷的奏章也一挥而就。奏章的内容主要是:大明的安东王听说先皇在高邮殉国,以为有机可乘所以亲自督统湖北明军围攻武昌;与湖北明军配合的还有从下游流窜回来的巨寇邓名,气势汹汹意欲夺取武昌,把战火烧到长江的中游。

张长庚在奏章中信心十足地对朝廷保证,他已经制定了坚壁清野的政策,打算坚守钟祥等城,放开大路把明军吸引到坚固的武昌、汉阳城下,安东王和化名邓名的小福王不来则已,来了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番豪言壮语绝非无的放矢,张长庚自问这两年一直与邓名合作愉快,这次高邮湖一战,张长庚更是不惜血本地向明军提供了海量的弓箭和装备,他深信邓名一定会努力维持与自己的和平。湖广总督在明军中驻有联络使者,不久前使者快马加鞭赶回武昌,亲口向张长庚汇报了武昌的装备对高邮湖取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带回 了邓名的亲口感谢——邓名对张长庚的使者称:武昌的装备在歼灭禁卫军一战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这话邓名也和林起龙、蒋国柱和张朝的使者说过,不过主语换成了情报、粮秣和银子。

之前明军那边只有邓名对张长庚采用双赢政策,湖广总督和郝摇旗、贺珍则多次爆发过激战,李来亨那边虽然稍好,但气氛也一直紧张。但最近几个月来,荆州前线两军的紧张对峙气氛不断放松,这次郝摇旗和贺珍也向张长庚抛出了橄榄枝,想必等这次合作后就可以取得信任,沿着汉水进行交易了。

“邓提督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啊。”想到此处,张长庚不禁感慨万千。不用说郝摇旗他们,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渐渐抛弃了势不两立、除了投降一切免谈的思维模式,而是积极展开谈判,尽量利用一切优势去赢取实际的利益;前一种思维模式张长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奉为金科玉律,从来没有动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念头,但现在他却越来越被新的斗争模式迷住了。

虽然周培公离开了武昌,但始终定时给湖广总督来信,一开始张长庚看到江西给这个得力手下布政使衔时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南昌在向自己示好;听说蒋国柱大开中门迎接周培公,并把江南布政使大印相授时,张长庚也只是付之一笑,并为两江竞相巴结自己而沾沾自喜。

但随后周培公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邮湖一战前后周培公四下奔走,成为督抚之间沟通的桥梁,保证他们没有发生严重的误会,让几个狐疑不决的东南督抚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而在这一仗后,整个东南密谋集团都承认周培公是邓名问题专家,是当之无愧的通邓第一人。

前些日子周培公来信说,他又要帮助江宁巡抚和江西巡抚进行什么会谈,周培公表现得越是出色,张长庚就越是不安,最近看到两江和漕运总督衙门为周培公请功时,张长庚已经再也做不到一笑置之了。他隐隐感到两江的督抚想挖自己的墙角,而周培公的功绩似乎也不是一个武昌知府足以酬劳的了。这两个月,两江衙门付给张长庚租费的时候非常痛快,蒋国柱甚至还说要预付两个月的银子,看来他是不想把周培公还给湖广了啊。

虽然眼下和邓名的合作还算愉快,但张长庚知道和平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现在他已经把湖广看作自己的基业,和之前那种任期期满、一走了之的心态完全不同了;那时张长庚不在乎邓名会不会在五年后来攻打湖广,但现在他根本不打算把湖广拱手让人,更知道这个职务已经成了自己的保命符。

不过邓名在统一四川之前,对张长庚的威胁还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从邓名帮助他约束虁东众将中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相比远在成都的川军,对张长庚威胁更大的是贵州的吴三桂,由于朝廷已经完全无力支援西南,吴三桂的怨气日甚一日,高邮湖惨败的消息传遍天下后,吴三桂更试探性地提出率军回援江南的建议。

朝廷当然不可能允许汉人藩王进入江南,这点张长庚断定吴三桂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吴三桂的提议不过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姿态,从中张长庚看到了吴三桂对湖广的野心。就算吴三桂拿不到湖南的地盘,也可能迫使朝廷同意让湖广给贵州大量的协饷——这笔钱张长庚宁可用来加强自己的实力,也不愿意用来饲养身边的猛虎。

环顾四周,张长庚发现他似乎只能指望邓名的协助,如果邓名能够支援云南李定国,牵制吴三桂的主要兵力的话,张长庚也就更有把握应付吴三桂的勒索和威胁。

“我需要邓名去对付李国英,还需要他帮助李定国牵制吴三桂,可要他做这些事势必又受到他的讹诈;如果邓名迅速统一四川对我也没有好处,他水师强大,势必会开始进军湖广。唉,真是左右为难。”在这个时候,张长庚越发感到周培公的重要性,他把一封奏章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下定了决心:“明日就把它给朝廷送去。”

在这份奏章里,张长庚保举周培公为湖北布政使、兼领湖南布政使衔,全权负责筹集粮草,巩固江防、围剿湖北贼寇:“不就是布政使么?我也拿得出来,而且还是两个,将来我还可以拿出巡抚职务来。”

巡抚是张长庚能够拿得出的最大筹码了,他暂时还不打算给周培公,免得对方就此失去了干劲。

……

北京。

鳌拜这些天称得上是焦头烂额,谣言日盛一日,随着“康熙”事件爆发,之前对江南官场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现在众口一词,都认定朝廷高层中有邓名的合作者,正是此人向邓名出卖了皇帝的行踪,一手导演了高邮湖之战。而怀疑的对象直指几位辅政大臣,索尼和鳌拜承受了最多的怀疑的火力。

虽说鳌拜是这个谣言的受害者,但他本人现在也深信朝廷重臣中确实有人与邓名私通款曲,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解释邓名为何会知道“康熙”这个年号。

一开始鳌拜最怀疑的是索尼,因为那些参与会议的汉臣只是荣誉性质,他们没有发言权,邓名用不着下工夫去勾结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摆设”。至于苏克哈萨,外界或许认为这个两白旗的人很可疑,而且有动机勾结邓名出卖皇太极的儿子,但鳌拜作为深知内情的重臣,完全清楚这个人就是一颗墙头草,而且在议事会议上无条件地支持索尼。

不过鳌拜琢磨得头疼,也想不出索尼出卖先皇的动机,即使邓名是搏果尔的传言为真,索尼也不能从邓名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他已经从顺治那里得到了一个奴才能够得到的最高地位。这样算起来,就是鳌拜都比索尼更有理由勾结邓名——也许博果尔会信任他,把他从福临的第二心腹奴才提升为博果尔的第一心腹奴才,但是鳌拜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鳌拜不能不开始思考邓名为何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禁卫军的俘虏们。很显然,若是邓名真的在辅政大臣中有一个内应,那他一定会竭力保护而不会故意将他暴露。反过来说,邓名是在有意地误导朝廷,试图让朝廷相信叛徒就是辅政大臣中的一个,从而掩护那个真正的内应。

和鳌拜相同,索尼现在也有了类似的推测,他甚至进一步猜测邓名可能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了皇帝的行踪和新帝的年号。除了那个出卖皇帝的叛徒外,邓名通过另外的方法实现了“康熙”这个年号,比如是索尼、鳌拜的某个师爷幕僚——这些人在康熙这个年号的确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参与讨论的汉人大臣也或多或少地施加了一些影响。

这个猜测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不过还是解释不了邓名为何要放出这个风声,如果索尼或者鳌拜的某个幕僚是邓名的人,那绝对是邓名宝贵的财富,他没有道理冒着细作暴露的风险向禁卫军炫耀自己的能力——把这样珍贵的情报来源浪费在年号问题上,实在太过儿戏了。

这些天鳌拜和索尼苦苦思索着邓名的意图,试图找出他隐藏着的惊天阴谋,甚至还不敢和幕僚们商议,以免受到那个“细作”的误导。要是他们知道邓名不过是一时兴起,绝对会气炸了肺。

尽管怀疑自己的幕僚,但鳌拜还是没有轻易地进行任何清洗,因为清洗自己的幕僚,就等于向众人宣布自己有泄露机密的责任,势必要为先皇的驾崩负责,这是鳌拜绝对不想承担、也根本承担不起的责任。

今天又将召开御前会议,几个辅政大臣隔着远远地站着,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再没有人像以前那样走到其他人身边低声说话。汉人臣子则躲在更远的地方,同样是一个个孤零零地,直到他们被太皇太后派来的御前侍卫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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