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 绯红之月 著
起伏 第七章 关东之殇(七)

“松鹤丸”酒肆的店面格局和日本东京相同的饭馆没太大不同,门头招牌下挂着只遮住上半截门的深蓝色布帘,布帘分作三块,每块上都写了一个白色汉字,组合起来就是店名。

在东京普通区域单纯开酒肆只可能赔钱,“松鹤丸”是酒肆混合饭店的买卖。进门之后左手是长条型大柜台,柜台离门最远处的水槽中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日本人,中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两文铜钱,买一瓷壶酒,在靠柜外的凳子上坐了,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两文,便可以买一碟关东煮或者煮蚕豆做下酒物。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条鱼。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价钱,自打1918年后,物价已经涨了四五倍。

每到饭点,“松鹤丸”里面就面就热闹起来,北一辉赶在这个时候掀开门帘走进“松鹤丸”的店里。

此时店里面一半的位置上已经坐了顾客。几乎人人面前都有酒。与其他酒肆相比,不管“松鹤丸”的老板往酒里面掺了多少水,好歹维持了带酒精的饮料的基本低价,这就能格外的招揽客人。

酒量差的,几口下肚就醺醺然,趴在柜台边脑袋枕在前臂上打盹。酒量好的,则是在桌子边坐着,拿着碗店主买来的走私中国高度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

为数不多的几个干吃饭的家伙,捧着碗混了大米的豆子饭,大口的扒拉,因为吃的急,一口没咽下去,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连忙向老板要了杯水把豆子饭冲下喉咙。

从中国回来,特别在人民党根据地待了这么久,北一辉发现日本人与中国人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日本人大多数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菜不多,追求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感觉。中国人也喝酒,却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把酒当了调味剂,先是猛吃些饭菜,接着喝口酒润润。按照中国的俗话则是“吃香喝辣”。

这酒一下肚,气氛就热闹起来。几乎每个人都说话,或者是天气,或者是最近的新闻。当然也不乏抱怨。那位边喝酒边放气的是位拉黄包车的。由于放气声音太大,引发了别人的瞩目。看众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位就绷着脸向大家抱怨,他怎么在大太阳底下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

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几位吃着混了大米的豆子饭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吞咽,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拉包月的就好过吗?!我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银座到樱田门——嗝!——我已经三个来回了!把屁眼都他妈的累炸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口豆子饭。

北一辉只是静静的听,却也不参与这些讨论。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武汉,这等场景同样并不少见。每个劳动者都颇为辛苦,人民党为了聚集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在国家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领域,对劳动力的榨取可谓“凶残”。包括陈克在内,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资本分红,每个人都在劳动,劳动,劳动。北一辉带领的学生调查组分析日本经济的时候,最新共识是日本近十年以来,投资极大的积压了消费。于日本相比,人民党的投资力度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起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北一辉就感到一阵自豪与欣慰。想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现状。出身比较高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种种年轻人的幼稚与不成熟,却有着另外的好处,他们的视野明显比普通大众要开阔得多。

想拥有见识,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垦殖大学是一所“新学校”,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早稻田、庆应大学的家伙。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逐渐的,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著名学校的在校生。

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出身都不低。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

人民党干校课程本就是给统治阶级管理阶层学习的内容,出身中上层的学生一听就感到亲近。人民党政务积累出的经验,让缺乏实际操作的学生们感到大开眼界。

北一辉年轻的时候就靠干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来积攒革命经费,现在他索性要求学生们除了要自己承担伙食费之外,还需缴纳参加活动的参加费。当然,每一个小组都能分享归纳总结出来文稿的印刷件。学生们中间有人家里面就是开印刷厂的,以优惠的价格谈妥了生意,由专业排版工人负责大量印刷工作。这笔费对于日本普通家庭来说用并不便宜,然而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很轻松的把钱拿了出来。

有中国革命做样板,北一辉到现在为止的发展还算是相当顺利。好歹学生们理解了资本与钱财的区别,尽管北一辉对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不够满意。

这也怪不得学生。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例如干校就引用过陈克嘲笑外国“只有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学”。这种嘲笑在日本的确找到了明证,学生们对经济或许有点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窍不通。即便是商学院出身的大学生,专业知识也不过是如何为商业部门服务。把日本大学课程与人民党党校以及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一比,北一辉明显感到日本大学就是在培育高级劳工,而不是人民党那种以教育来培育未来统治阶级的思路。

北一辉只能用靠自己记录的党校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及自己对“唯物历史主义”二把刀理解给学生讲课。即便如此,大学生们仍然觉得北一辉的学问深不可测。

瞅着眼前这些只想着如何解决明天生计问题的普通日本劳动者,北一辉心中是难以克制的优越感,同样还有焦急的感觉。只要再等几个月,几个月就行。那时候北一辉就能有一定人手来推动在人民中间的革命宣传。

学习人民党的经验,北一辉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传什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行,想领着日本人民起来革命,就必须有适合日本的革命方式。更直白的说,就是得有基层。而这个基层既不是那些大学生,也不是眼前的这帮劳动者。在日本想获取基层的控制权,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这家“松鹤丸”酒肆是羽田圣向北一辉推荐的“反政府沙龙”中的一处。真正的基层人员就在这里面出没。

最热闹的饭点时段过后,劳工们纷纷回家休息,接下来的客人就是纯喝酒的。这些人以军人和技术工人为主,他们的声音远没有劳工大,神色也郑重或者激烈的多。更明显的是,这些人的桌面上多数摆条鱼,放几碟菜,谈论的内容也和饭菜一样“高级”些。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骂政府,其中有些人认为只要把政府中的XX,XXXX,XXX除掉的话,日本政府就能走上更正确的道路。或者认为日本政府的某些机构就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水平更高些的,还能谈论某些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在如何损害日本的利益。

在现在的日本统治阶级看来,这些人无疑在“反政府”。如果是以前,北一辉也会持这种观点,然而现在他已经不这么想了。

骂政府与反政府根本不是一码事,根据人民党党校干校中明晰的划分标准,反政府是反体制,骂政府是因为觉得政府可以干的更好,由于感到失望而大骂。以人民党的标准来判断,这些人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坚定支持者。

例如今天来的好几个军人,他们痛骂经济形势的恶化,痛骂政府的无能与政党政治的腐败,还偶尔抨击陆军部现在的弱势。不过接下来的话就完全展现出他们的态度。

“各个强国要么是有广阔的殖民地,要么是有广袤的国土。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有效的办法。首先就要杀光朝鲜人与台湾人,由日本民众获得土地以及当地矿产开发权。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

“的确如此!驻屯军不仅要花钱,还要维持当地治安。朝鲜地区反抗的极为强烈,与其把兵力与军费用来防守,还不如用来消灭朝鲜人。没有任何必要留下朝鲜人!”

“现在日本自己的失业已经如此厉害,结果还有这么多朝鲜人到日本来工作,政府这就是卖国!把朝鲜人撵回朝鲜去,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给他们工作机会。”

这些军人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猛烈抨击政府的同时,还不忘记出谋划策。

对于这些“谋略”,北一辉并不认为有深刻可借鉴的价值。对内压迫,对外掠夺,国内矛盾外部解决,这种态度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年轻军官感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压迫,感受到了被压迫的痛苦。然而他们依旧是日本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即便是这些年轻军人或许有勇气去打倒现在的政府,不过他们想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更有效执行现任政府帝国主义本质”的新政府。他们反对的是自己被压迫,而不是反对压迫。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迫使一切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人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日本无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这个国家的认知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出的思路。也就是说,必须成为资产者!这种对日本现状认知不能不让北一辉感到一种失望。

北一辉忍不住想起了《狂人日记》里面的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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