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 绯红之月 著
走向 第一章 骚乱(一)

1912年10月24日,北京城大白天就已经戒严。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北洋军士兵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此外则是外国兵士腾马往来。偶尔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很难想象这就是不久前还一片繁荣的中华共和国首都北京。

越接近东交民巷,外国士兵就越多。外国士兵多是骑兵,高头大马在街上巡逻,视觉效果上格外有震慑力。各国使馆都是门卫森严,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紧紧把守住使馆。而在使馆当中,公使们指挥着参赞们收集情报,派人向国内发电汇报,或者与更核心的成员商量对策。

英国公使或许是所有驻华公使中最焦虑的。英国作为世界的霸主,作为当下世界秩序的引领国家,这至少是名义上的引领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就不能是简单的考虑。

大使和头等参赞两人坐在小会议室中,讨论的话题并不是近在咫尺的袁世凯北洋政府,而是千里之外的人民党地方政府,还有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场战争。

1912年10月9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所组成的“巴尔干同盟”,由于向奥斯曼帝国提出给予马其顿和色雷斯自治权的要求遭到拒绝,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对土耳其宣战。经过激战,塞、门两军进占马其顿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保军控制伊斯坦布尔以西地区;希军进占爱琴海诸岛;土军败退到埃迪尔内、约阿尼纳和斯库台等地。

巴尔干被称为欧洲火药桶,这块地区牵扯了太多的欧洲列强利益纠葛,在欧洲列强矛盾不断激化的当下,列强们勉强还能维持基本的自治,没有公然大打出手。德国人提出的“3B铁路”计划,即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英国人即便觉得这条铁路破坏了地缘政治,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英国到了1912年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允许德国开始修建这条铁路。

英国人造无畏舰,德国人跟着造。海军竞赛的背景下,至少在海军竞赛中出现胜利者之前,英国反倒要维持当下的和平。在这点上,德国作为挑战者,同样需要一时的和平。这些基本的政治常识,英国驻华公使和头等参赞两人不用讨论太多。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为了应对德国的挑战,英国必须先稳定住各个地区的局面,以便在战争时期可以不至于被突发情况打乱阵脚。北洋政府无疑让远东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再次动荡起来。

“我今天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表现的很有信心。”英国公使说道。他只想说这么多,实际上这番话用外交辞令来解释的话,可以说是英国公使对英国袁世凯的描述,也可以说是英国公使对袁世凯的否定。因为袁世凯仅仅“表现的很有信心”而已。

英国公使不愿意说那么多废话,袁世凯岂止是表现的很有信心,袁世凯根本是用一种吹法螺的姿态强调了北洋的强大,认为哗变士兵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一次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英国方面得到的情报却根本不是如此,哗变绝非仅仅在北京一地发生。

10月19日,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前后绵延三日。

10月20日下午4时,袁世凯在迎宾馆召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除照章补发未变各军应领之欠饷外,同时令饬毅军随时缉捕再图逞乱兵士。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掠者,立即格杀。

北京看似制止了兵变,不过兵变随后由北京扩及天津、保定和丰台,天津的洗劫较北京尤烈。10月21日清,天津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10月22日晚间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22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23日晨在东马路处斩,23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才告安定。

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创立警察系统,一度得到了各国赞赏,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治理中国的人才。所以在后来袁世凯夺权过程中,各国才没有对袁世凯实施打压。现在,作为袁世凯起家之地的天津也被兵变波及,而且兵变还不是外部势力捣鬼,完全是袁世凯无力约束自己的部下导致的结果。这不能不让曾经力主支持袁世凯的英国公使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参赞没有和公使一起去见袁世凯,他去见了北洋政府的外交大臣唐绍仪。唐绍仪已经从德国回来,面对英国公使虽然也是官话连篇,不过都是搞外交的,唐绍仪非常含蓄的表示,“北洋政府有能力处理国内问题,不过如果英国政府能够给与北洋政府一定的经济支持,北洋政府能把问题解决的更好。”

交换了情报,加上英国方面自己收集的情报,无论是大使还是参赞都认为北洋政府根本无力解决眼下的问题。这次兵变并非一个结束,而是一次开始。执掌着中国的海关大权,英国人对北洋的财政情况只怕比北洋都清楚。当下的局面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北洋政府没钱了。

参赞稍带遗憾的说道:“就现在看,我们对人民党的判断并不正确。如果当时就逼迫袁世凯组建联合政府就好了。”

欧美各国一直认为,北洋与人民党是同一股政治力量的两个派系。从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出身,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个观点并不离谱。在袁世凯任命严复成为北洋内阁总理的时候,各国甚至认为北洋与人民党已经要在联合政府问题上采取合作姿态了。

英国公使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红茶,却问道:“人民党有没有可能在财政上支持北洋?”人民党是定额贸易协议的发起者,英国人很清楚以人民党当下的财力,想扶持北洋政府的话并没有压力。

参赞苦笑道:“我和唐绍仪谈起过此事,唐绍仪表现的很吃惊。就我看,北洋政府明显把人民党看成自己最大的敌人。人民党始终没有要求加入北洋政府,理论上他们还是叛军。如果他们要求加入北洋政府,就一定会要求在北洋政府中掌握一定的实权。就双方力量上的对比,人民党甚至能够得到绝大多数部长的职位。北洋政府是不会同意的。”

英国公使完全认同参赞的话,所以他沉默不语。过了良久,英国公使才说道:“如果袁世凯还不能摆脱财政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向袁世凯放一笔贷款。你觉得人民党会同意么?”

英国向袁世凯提供贷款与人民党会不会同意,这貌似风马牛完全不相及的问题,参赞却完全明白。现在中国能够抵押的就是关税,盐税。人民党只有很短的一截海岸线,这么短短的一截海岸线的位置也不适合晒盐。原本英国人认为人民党会在食盐方面会受到产盐地的钳制。可人民党在根据地的定远县开发盐矿,产的都是精细的食盐。食盐品质之高,连远在北京的各国公使馆的厨子都选择使用人民党的食盐。各地食盐产地不仅没有能卡人民党的脖子,人民党的食盐向周边低价倾销,甚至反攻食盐产地。北洋政府的盐税受到了空前的打击,作为抵押的价值大大降低。

至于关税么,占了整个定额贸易协议不到二成进出口额的袁世凯政府肯定要用全部关税额来抵押。占了定额贸易协议进出口额度六成以上的人民党绝对不会同意。除非英国政府单独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供一笔贷款,以袁世凯政府眼下的经济水平,正常的借贷合同中,他们甚至连还款的能力都没有。

“难道不能说服袁世凯组建联合政府么?”参赞对问道,“即便是让人民党掌握了一部分中央的权力,袁世凯本人还是总统。我看人民党始终没有推翻袁世凯本人的打算。”

英国公使笑道:“好像东方人都喜欢绝对君主制,只有虚名,没有相对应的权力,会让这些东方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地位越高,侮辱越大。袁世凯应该就是如此,而人民党始终不愿意在中央政府中谋取职务,只怕也有这种考虑吧。”

“真是种奇怪的想法。”参赞悻悻的说道。他并非不能理解这等心态,不过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袁世凯还死死把住权力不放手,这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极大损害。

英国公使缓缓说道:“袁世凯的政府撑不了太久,如果按照眼下的局面发展,北洋政府与人民党政府力量对比会越来越悬殊。远东好不容易建起的平衡,迟早会破坏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对远东局面的控制。”

参赞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公使胸口的勋章。那是颁布不久的勋章,作为与中国签订定额贸易协议的奖赏,有了这枚勋章,公使阁下就是一位爵士,正式迈入了贵族行列。而参赞本人的胸口上也有这样的一枚勋章。作为促成定额贸易协议的功臣,英国的驻华使馆有三人获得了勋章。

所以参赞比谁都清楚公使的心思,袁世凯政权的发展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才是唯一的核心。当下能够维护这个核心的并不仅仅是袁世凯政权,人民党这个地方政权在维护大英帝国在中国的利益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但是人民党到现在为止的表现,都证明人民党绝不可能主动投奔英国的。如果人民党肯投奔英国的话,英国人早就扶植人民党政权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了。

“不行的话让我去武汉一趟吧?”参赞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根据地英国的情报,人民党主席陈克在1912年7月离开了徐州前往武汉。始终不断移动的人民党党中央随即迁到了武汉。

英国公使思忖片刻,微微摇了摇头,“现在先不用着急,我们不妨先和袁世凯谈判。看他准备拿出什么方法解决当前的局面。如果他实在是解决不了,你再去武汉也来得及。在袁世凯与陈克之间,我还是主张保持平衡。”

玩大陆势力平衡是英国最拿手的伎俩,如果有比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倒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更加危险的局面,那就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落入一个强大的势力手中。英国面对欧洲大陆几百年,英国政界人士最畏惧的就是一个统一的欧洲。一个统一的强大欧洲大陆国家绝对是英国不同戴天的死敌。这无关个人好恶,而是一种必然的事实。

所以英国与神罗斗争,与拿破仑斗争,与沙皇俄国斗争。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地区霸主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敌人,哪怕不久前这股势力还是英国的盟友,英国也会毫不犹豫的针对这个新兴的强国进行打击。例如当下的德国和美国。对这类国家,只存在英国有没有能力打的问题,不存在英国打不打的考虑。

面对当下的远东,英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与日本达成军事同盟,目的是限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尽管在远东压制俄国,在欧洲,英国却试图拉拢俄国一起压制德国。面对中国当下最强大的两股政治与军事力量,英国人也秉持这种态度,尽可能维持这两股势力的平衡。

参赞当然支持这种思路,但是他微微皱起了眉头,“公使阁下,我一直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人民党会不会在对外策略中已经考虑到了咱们的想法?”

“嗯?为什么?”公使有些愕然。

参赞梳理着自己的思路,慢慢的说了下去,“现在看,当下的这种平衡局面,人民党是做了极大的调整的。如果袁世凯没有出现在的事情,我们一定会满意于现在的中国格局。人民党就可以继续避免与我们大英帝国的冲突。与我们大英帝国发生冲突的话,人民党注定不可能胜利。如果人民党是一开始就在外交上有了这样的准备……”

这种想法公使也不是没有,不过他只是偶尔这么想过而已。陈克据说曾经在欧美留学,而且事实证明,陈克本人的确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科学家。一个科学家拥有政治与军事的组织能力,这本身就已经非常令人讶异。如果这么一个人还拥有对世界各国政治关系的深刻了解,那只能用可怕来形容了。各国的王储们才会自幼接受这样严格的培训。而没有一个王储能够展现出陈克这样的能力。

且不说是不是会出现可怕的这种人物,即便是有,欧美的上层不可能对这么一个人没有印象。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情报机构的调查,中国,乃至亚洲的留学生中,绝对没有陈克这么一个人。直到被参赞如此明确的提出这个观点,英国公使才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

过了一阵,公使才答道:“现在没有时间去做这种假定,不管陈克是不是这种想法,我们都有必要尝试着维持袁世凯政权。现阶段先以给袁世凯提供贷款为主要手段吧。”

在英国公使分析中国形势的同时,袁世凯也与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商讨着眼下的对策。这次北洋哗变实在是让袁世凯大为恼火。在恼火背后则是深深的恐慌。北洋军是袁世凯唯一靠得住的力量,他万万想不到最先反起来的居然是北洋军。

“聘卿,那些乱兵现在都抓住了么?”袁世凯恶狠狠的向王士珍问道,因为愤怒,袁世凯那油胖的脸上倒也是布满了红光。

陆军大臣王士珍的神色中满是疲惫,几天来他根本没有好好休息过。王士珍一面要负责让北洋各部全部待在军营里面,以防止骚乱的扩大。另一方面,他还要调动北洋手中的可靠部队,以及发生兵变所在地的可靠部队前往镇压兵变,搜索在当地流窜的哗变士兵。千头万绪的工作都压在王士珍肩头,即便有段祺瑞相助,也没能让王士珍轻松多少。因为这次哗变的原因很简单,北洋军的军饷开不出来了。

北洋军自打建立以来,特别是在前清时代,从未在军饷上出过什么问题。袁世凯自己就说过,“我治军的办法就是,一手拿钱,一手拿刀。”这的确是实话。

可是面对人民党的压力,袁世凯首先就遇到兵力不足的问题。人民党在1911年就拥有40万军队,到了1912年,已经有了整整60万部队。传统的北洋六镇根本无力对抗。不得以,袁世凯被迫拾起了前清时候就定下的军事计划,要建立36镇,总兵力达到60万的北洋军。到现在也不过刚建成了18镇,新建的12镇全部是新部队。

原本北洋财政就有极大问题,新的12镇部队更需要海量的投入,那就只能暂时“降低一点”原先北洋军的待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早就被高薪喂成习惯的老北洋军哪里能接受这等待遇,军心大为浮动。甚至有传言说,北洋军要大裁军,很多部队要裁剪掉。降低军饷本来就给了这些北洋军士兵极大的刺激。从1912年5月开始,北洋军就以“钞票”代替了原本的一部分银元作为饷银。这些纸币在外面无法流通,只能在与军队有关的商铺里面使用。这就让士兵们更是疑惑。到了1912年8月,北洋军居然破天荒的开始欠饷。这下彻底激起了士兵们的不安。

这还只是表面的问题,王士珍看到了更多深层问题。他一直反对袁世凯“篡位”,王士珍始终认为若是实在敌不过陈克,那索性战死为满清尽忠好了。哪怕暂时被陈克打为前朝走狗,王士珍却始终相信,任何朝代都会认同“忠诚”。他和袁世凯为满清尽忠之后,终究在史书上还是能被称为“前清忠臣”。仅这一条就已经够了。

而袁世凯却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在陈克的鼓动下实施了“篡位”。现在这“篡位”的恶果终于开始显露出来。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共和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袁世凯这样做,如何去维系军心?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王士珍在军中的耳目就经常禀报,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士兵在背后切齿咒骂袁世凯,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这次哗变的第八镇队伍是以原本长春的地方部队改编而来,本来到北京是接受军事训练,并且发放武器的。这支部队军纪平日里就相当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第八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身为陆军部大臣,王士珍对这类消息知之甚多,可是他也无能为力。出于对袁世凯知遇之恩的报答,王士珍不得不出来当了这个陆军部大臣。眼看着当下的局面就这么不断败坏下去,王士珍心急如焚。

面对袁世凯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询问叛军的问题,王士珍缓缓答道:“除了少数步行逃往东北的叛军之外,其他的都已经落网伏法。”

听了这个回答,袁世凯油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放松的神色,他答道:“很好,命骑兵部队沿出关道路搜索,凡遇到穿军服的,不用问来由立刻抓捕。拘捕者就地处决。”

这种命令王士珍很熟悉,在山东大杀拳匪的时候,北洋军就是这种作风。不要说实际有拳匪,只要被认为有拳匪嫌疑的,北洋军就会先发制人。或许正是如此强烈的手段,才激起了河北与山东更多的反抗。山东赵三多以“助清灭洋”为口号,拉起了五六万人。多次攻打教堂,随即与袁世凯的北洋军激烈交战。没多久,河北景廷宾以“抗洋捐”为名、拉起十几万人造反。两股势力随即结合,打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与北洋军进行了大小上百次交战,直到北洋军将起义军杀得尸横遍野,赵三多被俘后绝食自杀,景廷宾被俘后被北洋军凌迟处死,最后这才扑灭了拳匪。

即便是那时候,袁世凯脸上也没有露出如此痛恨的神色。面对北洋的叛军,袁世凯大有亲自将其处死的那种强烈冲动。王士珍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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