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 草上匪 著
第十九卷 第一千章 献祭者舍我其谁

到眼下的圣道四十三年,政事堂里“一头四爪”的格局已经很稳定了,头就是宰相,四爪分别是枢密院知政,简称枢相,经计院知政,也就是以前的计司使,简称计相,通事院知政,简称通相,也有叫外相的,以及领给事中监查各部,协助宰相治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简称辅相。

周煌虽只是商部尚书,可隶属于经计院的国税总署是由商部理事,与工部、文部、刑部和律部一并称为五尾,“五尾尚书升五相”,这已是默认惯例。毕竟在南北事务总署撤销后,这五部所掌事权最重,要晋位五相,没这五部的历政资格,即便皇帝中意,两院也不放心。

周煌是圣道三十九年就任商部尚书的,巧得很,当年他也正好三十九岁,今年四十三岁,前程无限光明,如果没出什么意外,十年后他就是宰相候选。

可今人世风云激荡,大势滚滚而下,已不愿让他慢吞吞地磨资历,东院院事刘纶找他干什么?要他向皇帝自荐为相,而刘纶则率东院仁社、墨社等党保他推选上位。

周煌一蹦而起,浑身汗毛耸立,这是结党谋权,是大逆不道啊!

结党这事在英华早已不是什么忌讳,就周煌自己来说,他是四川重庆府人,自中学开始就参与党事了,什么王道社、仁贤会,在中学里你没个党,大家都视你为孤傲怪人。

闲社那帮疯子都知道结党,就你不愿跟人来往,以后你还想干成什么事呢?在此时的英华,中学毕业就是秀才,走这条路的,未来求的可不是自己的富贵,都是想干番事业的。

周煌不仅结过党,而且还是个积极分子,在黄埔学院里是数度会的会首,在监殖院任税事提举时,还自己组过“铁手会”,宣扬国税为重,税及万事的思想。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年未不惑就任商部尚书,登二品大员之位,也源于他在税制上的精深造诣以及他所组铁手会在国中经济学界的非凡影响力。

但这个“党”跟刘纶要他结的党,根本就是两回事啊。

之前周煌所参与所组建的党,不是兴趣爱好组织,就是学术思想组织,根本不涉及政务和朝权。就如日本学者青木昆阳在《宋英较论》中所述一样,“我天朝会党林立,自弱冠少年至迟暮老者,无人不党,妇人亦莫能外,此乃宋风盛扬之景。宋时蹴鞠、诗画、文史、曲词,事事皆党,士庶皆与,贵贱不分。”

涉及政务和朝政的党也有,在国中非常兴盛,但都在东西两院以及地方议院里,议院建制以来就有了。国西院的“民会”也称“金党”,就是专门抱团跟政事堂斗的,争税制、金融等工商事的事权法权。而国东院里的仁社,承自汪士慎,汪瞎子虽死多年,但这个党还是传承下来了,跟政事堂乃至皇帝争民生文教等事权法权。

总之在议院里,院事也是人人皆党,不置身一党,也是个怪物,下一任多半也呆不住,因为你不党就一事无成,选人可不愿继续把票投给一个混日子的家伙。

也就是说,在英华,结党根本不是个忌讳事,反而是人之常情。

刘纶要周煌所作之事,所结之党,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此时的英华,结党玩耍,结党鼓吹,结党伸张权利,这都不涉朝政之权。而刘纶跟周煌联手,是结党谋“政权”,这个“党”就是黑的,放在旧世,杀头都是轻的。

就拿宋朝打比方,一个大臣联合台谏,身负民意,对皇帝说,我得当宰执,看,我背后有这些、那些、这么多人支持,这是什么行为?

当然,英华已是今人世,国家非皇室一家之私,就根本法理来说,结党谋权已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宰相推选制其实已给这事开了门。

但法理之上的实际层面,情况却很复杂。

首先,政事堂和两院还是平行的,政事堂是考出来的,两院是选出来的。有华夏千年科举传统在,英华士子多在仕途,英华这个火车头,是考出来的在掌方向盘,而选出来的除了能凑半只脚在刹车上,其他时候就只能在一边嚷嚷。

因此即便有宰相推选制,可宰相首先是皇帝提名,得选的宰相并不视两院为衣食父母,有机会就要搓圆搓扁,两者是相争中合作的态势。首任宰相薛雪一上台就拆了两院,虽然解决了两院不少自身问题,可对那些在改选中落任的院事来说,未尝不是过河拆桥,却又徒唤奈何。

就这种态势而言,政事堂和两院之间就不可能结党,一旦结党,这种态势就要被破坏,追溯而上,更是改了英华“考”派与“选”派相持的匀势。对“考”派,也就是官僚来说,那就是背叛。即便皇帝不追究周煌,整个官僚集团也要给周煌这个“叛徒”扣上“大逆不道”的帽子,这帽子明面上是说周煌对皇帝和国家大逆不道,实质是说对他们官僚集团大逆不道。

由此延伸到第二个问题,官僚集团的抵触虽出自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但也未尝没有合理之处。试想,如果官僚集团不抱成一团,外于两院“选”派的格局,而是如刘纶提议那般,为了争宰相之位而跟两院结党,那么围绕宰相之位的权争,不会简单地就在宰相推选大议上展开,也不会就只在两院的党争中展开,而是会扩散到政事堂的国家治政中。

若容此举成了定制,周煌几乎可以清晰描述未来:有机会登上宰相之位的阁臣,联合他的一帮人马,千方百计坑害现任宰相,在各种事上为难宰相。而宰相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确保政令顺畅,乃至不被人黑掉,千方百计打压同僚,任用私人,让整个政事堂置于他的掌控之下。

非但政事堂乌烟瘴气,宰相为了笼络两院支持他的一派,也千方百计让法权事权,最终两院也如政事堂一样,成为一言堂。而为了确保双方合作持续,各守其利,接着他们还要对宰相推选制下手……

这是一道罪恶之门,一旦开启,党争就将替代治政,成为政事堂和两院所有活动的主脉。

唯一的好处,就是宰相和两院手脚放开了,想干什么大事,牵累会少得多,而两者之间的争斗和牵累也少得多。而英华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政事堂和两院从过去领着国家走的姿态,开始渐渐变成了被国家推着走。

政事堂和两院相争,到了现在,已渐渐演变为拿民人之利来陪斗。一件事浮到国政层面,两者之争下,得出的往往是坏的结果。就像巴旭起任宰相时,改行省分治之制,要将农税之权归拢到政事堂,以确保工商大盛下,农人之利不被大侵,同时均衡贫富省份的差异。跟两院斗了好几年,结果政事堂只收了个名义,富省抱怨,贫省也没落到多大好处,农人之利也比期望所得少得多,政事堂也背了骂名,两院也有一大堆人背责下台。

有争才能成制,有制才能顺势,这已是英华朝野共识。但这争是有界限的,尤其在政事之权上。英华现在的格局是几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不能随便大动。政事堂和两院这种既定格局要改,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周煌当然得朝最坏的结果想。

这一系列推演里漏了皇帝,有皇帝在,能抑止党争之弊,让其不妨害国家吗?

这就要说到此事的第三点了,皇帝会怎么看政事堂与两院格局之变?

联系到华夏一统后的十多年来,皇帝屡有收权之迹,答案不言自明。皇帝怎么能容忍两方携手掌大局,自己却被挤到边缘去呢?非但皇帝不能忍,大多数国人也不能忍,尤其是没有选人资格的一般民人。

在这些人看来,这个国家是仰赖皇帝圣明,好日子就算不是皇帝赐下来的,也是皇帝领路,带着他们挣来的。你们官僚和院事老爷们,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就是想着把唯一能制你们的皇帝赶跑,然后就能联起手来,肆无忌惮地吃人了吧?

什么?你们是为以后着想?现在皇帝圣明,不等于以后的皇帝圣明?谁管以后的事?你们这些读书人,就喜欢拿以后怎么怎么样来忽悠人。伸张自己的利就得如此?咱们老百姓除了吃饱喝足,不被人欺,还能有什么利?这还需要伸张么,一头猪都知道的事啊!

上有皇帝,下有小民,该都是不能容这般党争的。

让周煌对此事心惊肉跳,下意识就反对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此时英华官僚多重名节,就如青木昆阳所述,宋风复兴。英华官员待遇直追宋时,贪渎虽有,却只盛在海外,而且程度远不如旧世。

英华开今人世,立君民相约之国,受天人大义熏陶长大的士子们都有一股天下在我的责任感,再有儒家在民以及天庙和报业舆论兴盛的背景,社会对个人品德也非常看重,因此官员们都以君子之德为准绳。君子之德里,群而不党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不党不是说不结党,而是说不以党涉政事,而是以中庸本心治政。

英华官场当然不是清澈的,君子之德也是面上的东西,但至少大环境的风气如此。因此结党这事,一旦身为官员,就会非常谨慎了。诗画词曲学术等等会社那是无碍,可类似同乡、同窗这种会社,在英华官场上虽有,却都很低调。

大家都清楚,这类会社利于结党谋利,用来联谊也就罢了,搞更深的东西,顾忌很深。国中报纸最喜欢刺探这类情事,都察院也最喜欢从这类关系入手去查请托徇私之行。

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周煌都视刘纶的提议为毒蛇之信,连带对本很尊崇的刘纶也无比憎恶了。

周煌镇定下来,对刘纶冷声道:“刘院事,刘总祭,你这是要祸乱天下啊!哦,我忘了,你本就祸乱过一次了。”

年过五十,宽额方脸的刘纶一身正气,深邃目光中满是平静,身上那股天庙的出尘之气浓郁无比。

听周煌唤他总祭,还提起往事,刘纶淡淡一笑:“周朝散(周煌爵位是朝散大夫),天下之所以得兴,之所以能进今人世,就在人人伸张己利,看起来就是万马奔腾,尘烟喧嚣,就这点来说,天下一直在乱,只不过乱中有序而已。”

“十年前的旧事正是如此,我不出头,天庙也总会有人出头,当时不出头,他日也会出头,当事不出头,它事也会出头。我能出头担此事之责,还能抑害,待他人他时它事出头时,就不是那般情景了。”

十年前,南北虽一统,却隔阂诸多。那时同盟会已散,南北事务总署已散,除了政事堂还能注意着维持南北相融之局外,南强北弱,强食弱肉的格局渐渐显现。毕竟那时除了山东外,其他地方还处于“训宪”状态。

不仅江南岭南工商以资本凌压北方,政事堂在诸多事情上也有歧视之举,矛盾最突出的是文教事。北方士子受到严苛审查,能进入朝堂中枢的很少。北方的学校比南方多了讨伐旧世之罪的诸多课程,课本也是另编的。朝堂鼓励南方学界到北方办学,而北方自己办学却受到诸多限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南开封府几家小学的迂腐夫子,不满朝堂所定蒙学教材里对满清康熙皇帝的彻底否定,义愤之下,给学生们宣讲《康熙圣训》。讲了大半年才有人告发,开封知府以违朝廷学理大义之罪抓了这些夫子,还准备将此案列入大判廷审理的范围。

知府之行不仅激起了开封学界的反弹,夫子们纷纷罢课游街,连带不少中学的学生们也鼓噪起来,演变为一场骚乱,起了好几场大火,死伤二三十人。

这些不仅知府暴跳如雷,河南巡抚也强硬以对,准备大治开封师生之罪。正当一场风暴即将徐娟河南时,在河南巡行的刘纶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刘纶是天庙巡行祭祀会的总祭之一,本不该干涉俗事的。但他在北方多年,对南北人心之差感触很深。他认为官府此举太过草率,更有拿着清算满清之罪的大棒便利行事之弊。

此事不过是小事,就该以文对文,以民对民,官府没必要这么急地出头,让事态节节升级。眼见会演变为一场南北人心大风暴,为了挽救时局,他再也顾不得天庙戒律。

尽管刘纶站出来前已宣布脱离天庙,但他是天庙圣宗巨擘彭维新之徒,彭维新去世后,圣宗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已成为天庙一大分支,根基深深扎在了教育体系。他这一出面,事情就变质为天庙涉政。

天庙分支已经多,即便巡行祭祀会表示刘纶已出天庙,言行与天庙无关,底蕴深的分支也都审慎地沉默不言,但圣宗仁宗等天庙依旧有不少祭祀出面找报纸说话,声援刘纶,国中舆论大噪。

此事最终招来皇帝出面,而结果让国人心惊肉跳,皇帝挥起大棒,没放过一人,通通有罪!

讲康熙圣训的开封夫子被全划拉到大判廷,等着他们的是一顶顶汉奸帽子和几年不等的汉奸罪。皇帝不治夫子学生上街之罪,但上街后的打砸烧都算在他们头上,夫子被治教唆之罪,具体动手的依刑案重处,放火的三人更被砍了脑袋。学生们虽未成年,却都判了流遣,押去辽东“劳动改造”。

官府这边,下到知府,上到巡抚,都因事前不查,事后轻率妄为而被摘了帽子和爵位。国法院专案廷还判了他们以及相关十多官员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囚刑。

刘纶这边则被扣上了鼓动天庙涉政,违反《宗教令》等多项罪名,被判十年囚刑,出面说话的天庙祭祀也一个没放过,这就是十年前让国中人人萧瑟的刘纶案。

刘纶没蹲满十年,六年后出监,然后投身院事,转而为民人代言,现在是东院领袖之一。

听刘纶此言,周煌恼意稍减,感慨道:“刘社首啊,你真是有汪瞎子之风……”

当年汪瞎子在武西直道案上,也是这般行事,拿自己为祭品,去撞国法的枪口,最终让两院打碎了皇帝和朝廷手中那把军国案的铁锤。

刘纶能成为东院领袖,也源自他身上这股近似汪瞎子的风骨,相比汪瞎子而言,出身天庙的刘纶更内敛,可不动则已,一动惊人。

正是钦佩刘纶为人,周煌跟他才有来往,也不避讳当众与他会面,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要将他推下这么深一个大坑!

刘纶坚定地道:“两院与政事堂的格局必须得改!皇帝再沉默下去,难报此局不向坏的一面演进。既如此,我们就得迎头直上,举你为宰相,也是将此溃局转为胜局的关键!”

他深深盯住周煌:“周朝散,你是有才之人,也是有德之人,今日的你,就如十年前的我,面对南北人心大乱之局,我再次站出来了,你敢不敢站出来!?”

刘纶所说的溃局,周煌深有同感,先不说两院和政事堂的相争格局已经拖累国家,有害国人,就说皇帝久久不出语,这事似乎也隐喻颇多。如果皇帝重病呢?如果皇帝所选非人,跟两院和政事堂相争呢?或者如果皇帝忽然要收回宰相之权,让正顺水行舟的国政格局骤然回缩呢,那时大家也只能看着吗?

见周煌目光闪烁,刘纶知道他明白了此事背后的要害,他深沉地道:“陛下不是永远圣明的……而且陛下立了这君民之国,四十三年来,是他一直在教导着我们,领着我们,而我们可曾自己迈出过一步?”

周煌心中荡开深深的震颤,是啊,这四十三年来,皇帝领着大家创立新制,搭起了崭新的一国,但走到现在,两院和政事堂没能站出来担下重责,步伐反而因相争而渐渐落后。皇帝之前不断伸手,是不是已经对国人失去了信心,觉得国人不足以接下他让出来的权责?

刘纶再道:“他日皇权再度扩展,是皇帝恋权之过吗!?不,我看是我们,是国人之过!我们不敢担下来,国人不敢担下来,因为那不止是权,还有责!”

周煌苦笑,他有些被说动了,但他摇头道:“可我们这般作为,也并非就是良策啊,怎么担,也得有万全的规制,否则就让相争之局乱了国家。”

刘纶沉声道:“没有开始,哪能有结果?规制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完全的,有了开头,有了方向,大家一起来补!现在陛下还在,当能明白我们的苦心,懂得怎么引导,若是陛下不在了,太子如何理解这般局面,那就非我们所能料的了。”

周煌感觉自己越来越动摇了,他咬牙道:“为何……选我!?”

刘纶眯眼,微微笑道:“这是一场祭礼,你没可能得选宰相,而祭品么,你还年轻,你可以牺牲。”

周煌差点一口唾沫啐刘纶脸上,你这神棍,满眼全是牺牲!还当着我的面说得理直气壮!原来我不过是搅屎棍,把这一局搅起来,就可以去死了?

下意识地就要骂刘纶,可刚张嘴,一股热气就绕在了心头,让他没能出声。这热气正是他从小到大立起来的气节:为天下立新制,开太平,舍我其谁,我求的是这名利,而非权柄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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