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 草上匪 著
第十四卷 第七百四十三章 天许之权

李肆之后的一番话,日后有多个版本,官府自是四平八稳,士林则是文采盎然,而广传于民间的版本则是俗得不能再俗的大白话,但不管哪个版本,逻辑都是一致的,诉求也很清晰。

实际现场里,李肆的话是文白相杂,而且依旧以民人身份代入。

“我们是要立一些规矩,可立规矩之前,我们得分清内外,哪些人是‘我们’。窃占华夏的满鞑是不是我们呢?不是,说夷语奉夷王的洋人是不是我们呢?当然也不是。‘我们’就是华夏,‘我们’就是英华。华夏是血脉同胞,英华更是‘我们’和皇帝相约而成的一国,是愿意共生共存,共奔富贵的同胞聚成的一国。”

“因此,勿论农工士商,勿论官府百姓,乃至皇帝刑囚,只要是英华国民,就是‘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争怎么吵,都不能把家人视作寇仇,都得守规矩。这是英华的大义,有这大义,我们才来谈规矩。”

“那到底该是怎样的规矩呢?规矩不是凭空而来的,规矩就是人人所愿。”

“可人人所愿都有不同啊,以我而言,最想的是什么?不缴赋银,不缴田租,一石稻米能卖百两银子,一斤盐一匹布只要一文钱。官府最想的是什么?要我缴了这赋缴那赋,最好是把我的裤头也缴了,屋子也扒了,牛也牵了。商人最想的是什么?从我手里收稻米,一石只要一文钱,一斤盐卖到百文钱。工坊主最想的是什么?劳力不要工钱,最好都不要吃饭。”

“面对本心,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不劳而获!随心所欲!而这样的愿望,不害他人能实现么?现在是不行的,千百年后,怕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守的规矩,是人人所愿,但又不会害到他人。国中有天道,有天人之伦,说的就是这个。”

李肆说到这,民人们是屏息静待,士子、官员以及各家报纸的快笔,都纷纷掏出纸笔,他们都意识到了,皇帝这是在以天人之伦,细解英华一国的立国根基。

“普天之下,人人皆一。这个‘一’,就是人人心中所愿。”

“人命只有一条,人死不能复生,我们都愿,我们的性命不被无故夺去。”

“我们还愿,我们的辛劳所得,不被无故夺去。”

“我们再愿,只要堂堂正正做人,我们的声名,就不被无故夺去。”

李肆声调高扬:“不管谁讲什么道理,喊什么大义,他都不能坏了这规矩!不管谁许下什么荣华富贵,什么美妙前程,只要坏掉这些规矩,那都是巧言令色的欺诈之语!这不止是英华的规矩,还是千百年来,人人心中的道理,人人心中的大义!”

“譬如天地,这个‘一’就是人世的地,这就是人心的底!这也是上天造人,本就许下的权,如人要呼吸才能活着一般自然,这权在英华,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夺去!谁要反这大义,谁就是我们的仇敌!”

如果是在满清,这番话道出,怕小民已经惶恐难安,士子们切齿痛恨,官员们魂飞魄散了。儒家也讲民贵君轻,也讲人心社稷,可在官儒神授君权和理儒三纲五常的浸染下,这些言论也不过是体现君王恤民悯人的遮掩。君王恩养百姓,臣民从性命到家财乃至名声,都由君王掌之,生杀予夺后,还要怀感恩之心,有些许怨懑,那都是不忠不敬。

可这里是英华,虽是江南,英华思潮在江南已传了好几年,天人之伦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皇帝将天人之伦切入立国根基,人心之实。士子和官员们都觉豁然开朗,原本虚无前路,也顿时亮堂起来,民人也都觉浑身发热,如果连皇帝都不能无故夺走小命家财乃至名声,这已经是梦中天国了。

“孔圣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觉得,这均,这安,说的其实就是这三条,说的也是这规矩。规矩人人都守,这就是均,因这规矩,人人都心中有底,这就是安。”

李肆再扯上儒家言论,淮扬学院山长刘大櫆心中猛抖,如醍醐灌顶,觉得自己几十年圣贤书,竟是读错了方向。

李肆这番言论,以儒家之言粗读,似乎没什么了不起,孔孟说的不就是这个么?李肆将这三条“天许之权”以孔圣言说出来,不就非常自然贴切?

可细细一品,这差别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儒家言教化,言礼仪,举纲常,明君臣,这一大筐子套下来,治政理想就是民安各业,互不相害的大同之治。

可李肆这番言论,却在说如今世势下,这不过是人世人心中最基本的道理,只是人心之底,是人生来即有之物。这让刘大櫆想起天道派对旧儒的批判,说儒家将底当作盖子,将地反作天,以往是有功的,立下了华夏大一统的传统,可现在东西来往,工商大盛,人力近天,已不适合再来治政了。以前刘大櫆还心中不服,现在回想,却是满心的失落。

三娘在一旁盈盈注视着侃侃而谈的李肆,恍惚间觉得,时光又回到十多年前,在英德李庄时,她逼问李肆,到底信着什么天理,李肆答以三个相信,那时少年的晴朗嗓音,跟眼下这沉稳嗓音混合在了一起。

十多年了,从三个相信,到天人三伦,现在谈的已是天许之权,李肆从当年飘渺的半仙,到如今的皇帝,不管气质还是心念,都已经稳稳踏在了地上。

三娘对李肆接下来的话已没了什么期待,李肆对她要说的早已说完了,这十多年都是在做,她也清楚,说和做是差别的,但如果连说都没有,又怎么能做。

汪士慎隐隐把握到了什么,觉得皇帝之言还有极大漏洞,他不觉皇帝这么肤浅,肯定还有下文,加之自己心中有惑,鼓足勇气插嘴问:“陛下所言确是至理,可历朝历代,立法行政,莫不以安民护利为要,士慎以为,这也是在立陛下所言的规矩。但千年以来,这规矩又何曾立起?严刑峻法、道德教化之外,士慎愚钝,不知陛下还有何良法,能立起这规矩,经世不移。”

这是在攻击李肆放空炮了,规矩光在纸面上,光在嘴里是不行的,还得靠法靠德,历代都努力过,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规矩就算立出来,也是用来被皇帝、官僚、军阀、暴民等各路人马破坏的。大家都没有底限,早在春秋时,宋襄公要守底限,就被当世人骂作迂腐了。

李肆暗道你问得好,我正愁怎么转到这个层面上来谈呢。

“这三桩天许之权,牵着人世之利,之所以守不住,都是因利之害。”

“汪士慎,你谈官府之害,工商之害,但你也承认官府之利,工商之利。人人所有的天许之权,是人之私利,最根本的私利,而工商营造流转商货,借天地人合力创利,官府安民济民,裁决纷争,兴利去害,这都是公利。”

“你也该看到,我英华从岭南到江南,十余年复宋地,纳万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造出这公利,博大之公利。人人即可由此公利获益,加之这公利顺应华夏大义,人心自然向着我英华。我英华官府虽有贪渎,工商虽有暴敛,但受害者不仅少,便是受害之人的大多数,计较利害,比满清时代更得利。”

“也如你所言,官府和工商有害,利害是一体两面的。如果公利大,害虽损利,却未及人的私利,至少未及那根本的私利。如果公利小,害就要侵入私利,乃至侵夺那根本的私利,也即是人之性命、家财和尊卑。”

“因此这规矩要立起来,除了以法以德抑其害外,关键就在一国能不能造出尽可能多的公利。我英华为何要逐鹿南洋,为何要与洋夷血战,这就是为了外争公利。我英华为何要官府下乡,要大兴工商,这也是为了内拓公利。”

说到这,李肆语调中含着一丝悲哀,在他前世时空,满清不得大义,更难求公利。以至于在十九二十世纪,泱泱华夏,沦为世界之巢。列强掠利华夏,求各自的公利,满清公利无存,只能向下去压人人私利,这就是满清成为列强乐园的本质。而后民国虽起,全球之利格局已成,华夏再难凝出自己的公利之局,才有军阀纷争之世。

“譬如道路,以前只有田埂小道,人们来来往往,身强力壮之人才能行下去,体弱无力之人被推下田埂。”

“现在我们要所有的人能在道上走,就不能只禁止以强凌弱,教导人排队,还得拓道。道宽了,才能容更多人循道得利。”

李肆拿道路来举例,非常形象,即便是一般民人都明白了道理。

可汪士慎辩兴又上来了:“即便道宽了,来往之人也有了更大差别。有还是步行的,有骑马的,有赶车的。这时候骑马的要撞步行的,赶车的要挤骑马的,这又怎么办呢?”

李肆心说你还真是个合格的捧咀,笑道:“除了法和德之外,不是还有你么?”

汪士慎愣住,却听李肆再道:“你说得没错,尽管官府和工商在不断拓道,也免不了强者霸道。若真有骑马赶车的要撞人,不许人行这大道,法德不及,难以规正,你这样以扶弱为志的有识之士,就该站出来,领着步行之人结成一团。骑马和赶车的能撞开一人,能撞开百人千人么?这大道上,终究还是行人多,骑马赶车的少。”

汪士慎一愣,李肆还没完:“可你领着步行之人,要拦下所有骑马和赶车的,霸住这道,那就别怪人家也合力,要把你们撞出道外,所以啊……”

“即便强者快一些,弱者慢一些,只要这道能容所有人走,能循着这道得利,为何要绝了此道,另立他道呢?”

汪士慎叹气,他已是服了,但他还有一问:“可强弱既有自力而生,也有天生,更有害人而生。人心都求公道,强者快,弱者慢,强弱悬殊,弱者必嫉。弱者众,究问强者之强的根底,这道上起了纷争,不就再走不下去了吗?”

汪瞎子入墨家,果然不是光凭感情用事,而是忧心贫富悬殊,以至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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