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 草上匪 著
第十四卷 第七百二十六章 神展开

李方膺追问:“偏差在哪里?又是因何而偏差?”

他和宋既、刘兴纯一直都在龙门,关于江南诸事,平日该已沟通足足,现在还要作此问,显然是对宋既的江南之策很有意见,包括漕赋,因此要在李肆面前开口辩难。

三人在江南行事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有分歧是必然的,李肆留在龙门,就是要统合各方意见。

“这就要从漕赋改粮为银说起……”

宋既也不动气,开始回顾英华插手江南后,漕赋的变迁过程。

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南,漕额为179万4400石,几乎占漕粮一半。明时是官办民运,清时是官办官运,而且具体经办的全是旗人,每年八月十二月起解北运。

明清虽都设有漕运总督,总掌漕事,但跟明时设置粮长,将漕运事务以徭役方式摊派到民间的手段不同,满清漕运的官办体系非常完善。从漕运总督到粮道,再到州县粮厅(即县丞),再到总书,也称漕总,构成一整套漕运管理体系。

州县漕总负责赋额摊派,进出核查,下面分管都图的粮差具体执行。粮差为大差头,征粮时招收临时工为小差头,再跟粮柜粮仓的书办仓役三位一体,李肆当年在广东英德所遭遇的里排勒索,跟江南粮户所受的盘剥比起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毕竟他只交银钱,这里粮食银钱都要交。

州县粮仓收足了漕粮,就向各漕口汇聚。漕运衙门的粮丁押运,一路北运。而粮丁多是旗丁,收粮时索贿卡拿,形成惯例,这些耗费自然又转嫁到粮户身上,成为杂派。

雍正上台后,大刀阔斧搞“费转税”,也就是火耗归公,这政策也落实到了漕事上。把落到州县和漕事经办人身上的杂派陋规收归中央,再酌情朝下返点。

当然,杂派被收上去了,新一轮杂派又顶着其他名目出现了,粮户负担又重了一层。湖北、江西和北方各省,满清不是重兵压境,就是统治稳固,没起什么大乱。可在江南,英华自龙门而入,这重压有了出气口,开始有掀满清桌子的迹象。

《浒墅和约》后,英华粮商进入江南,经过一番较量后,李绂推行的江南管制政策崩溃,粮价由暴涨转为一路下跌。同时英华粮代异常活跃,侵蚀漕事各个环节。州县漕总粮仓乃至一省粮道卖掉漕粮,直接在漕口附近的大城市购买粮食充抵漕粮,由此赚取运费差价,此事已成风潮。

基于此难逆现实,李绂只好上奏朝廷,建议不再征漕粮,而是直接征收银,在江南各个漕口买粮北运。当然,英华粮商跟江南粮商合流推动此策的背景就隐在后面,为李绂建言改粮为银的钱谷幕僚,可是吃足了各家粮商的银子。

考虑到丢掉江南已是时间问题,直接征银还能有所积存,雍正很俐落地点了头。雍正八年,满清漕运在江南由征粮改为征银。而征收额度却并不随粮价而变,而是以雍正三年,一两一石梗米为基准线上下浮动。征来的银子也不是全部买粮,三成直接拨解入京。

今年,也就是雍正十年的七八月间,南北大势已经明朗,满清的漕运体系也轰然崩塌。漕运总督衙门裁撤,漕运旗丁北归。但崩塌的只是官运体系,江南本地征收漕银的官办体系被英华官府接收下来,实际经办运输的漕船人户被英华资本接收下来。江南行营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管理漕事,漕运在表面上并无大变,但内里的运转机制却已完全不同。

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按照旧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有三四钱,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废待新,漕银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旧额都不改,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摇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英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粮户的负担不止漕赋,还有摊分到田亩上的丁银。江南八府在圣道五年时,漕田两赋总额是七百万两,这还是雍正为争人心,同时在江南办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后才减下来的。”

“江南今明两年仍照旧制征赋,官家将田赋普免三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六七成,八府田赋依旧有三百万两,而八府漕银正额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相较之下,重点自然在田赋而非漕银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乡刚刚推行,重清田亩还未展开,所用胥吏还是当地旧人,偏帮士绅富户,这减免更实惠了他们,一般民人受益不多。”

李方膺哼声道:“这是吏治和恶绅的问题,江南旧制未拆,必然如此,就如明末东林故事……”

宋既笑道:“所以才要力行官府下乡,强推族田分户。”

李方膺一怔,感情在这等着他呢……

他还不服,正要深谈,李肆道:“这两桩事是国体相争,是大事,漕事相对较小,可以先行入手,且听宋既说完。”

宋既拱手谢过,再道:“我英华朝廷得江南,免厘金,降田赋,还重整官府,分税落地,陋规大减,以整体言,江南负担较之满清已轻了接近一半!可为什么江南并非地地称颂,反多有怨苦之言呢?”

“原因就是官府未能下乡,乡间民情不清,少数得利者分走大利,余利也还未落到一般农人身上。眼下正是漕赋冬征,农人只对比漕赋,加之对粮价太过揪心,再想到明年田赋,也得卖粮换银,都有负担加重的感觉。”

宋既看向李方膺:“秋池所问,漕赋之策偏差在哪里,就此来看,就偏差在朝廷对此认识不足,没料到江南农人之心聚在这上面,而不是田赋上。”

李肆暗自白眼,自己刚在说这事小,这家伙就说认识不足。

“至于为何有此偏差……”

宋既正谈得入神,哪顾得上皇帝的感受。

刘兴纯却不客气地插嘴:“我看问题都出在粮价上面……”

宋既点头,接着又摇头:“粮价是其一,稍后再谈,总括而言,有三点。”

“其一是南北相离……我英华得江南,三年内都难获益,反而要补贴大量银钱。”

换成是一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呲目以对,满清仅仅在江南八府就要收七百万两银子,英华复江南,为何还要赔钱!?

“就漕事而言,江南漕银系于跨几省的漕事,难以如本土那般,直接划归地方赋税。眼下江南行营还要给各漕运公司补贴,就是要稳住与漕事有关的各业人色。这可不只是漕银正额,安徽江苏漕银之前正额是三百万,算上加耗和杂派,接近八百万两。除去各层盘剥,两省漕事涉及民人的也该有五百万两,江南行营每年至少要补贴两百万……”

“可这两百万还不是大头,依计司核算,江南地方转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不算义勇军所费,至少也要一千万两地方税。循序渐进,这三年里,缺口每年平均四百万两……”

“田赋是地方税,朝廷税在工商,比照南方规模,待诸事理顺后,十年后可到五千万。但江南废了厘金,工商税需一步步建起,三年后方可初成,大略达到一千万规模。一进一出,总括算下来,三年内朝廷要向江南八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刘兴纯都牙痛似的抽了口凉气。

谁都知道江南未来一片光明,仅仅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人口就已超英华,足有四千多万,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之后,就算中央所得不如广东,怎么也能媲美福建,到时英华国入就是上亿两白银的规模,上亿两啊……这可是不必养地方官地方军队,只插手部分地方事务的收入,能办多少大事!?

可惜,这终究是未来之事。

英华一国现在正飞速发展,政府不仅要大办基建,还要主导投资,国入虽丰,却是年年赤字。今年能打这一仗,还是事先在财政上埋了线,并且举了两千万巨债。

圣道十年还有几天就要过了,英华国库今年实入预计超过六千万,可为免战事骤消,相关各业萧条,国家还得另起工程,转兵为民。此外军费国债也得摊偿,圣道十一年的中央预算收入和支出都是七千万两,还不清楚实际会不会入不敷出。

得了江南,不仅在财税上暂时得不到好处,还要大量补贴。银子从哪里来?举债?国债在预算里已快占了四分之一,不能再举了,征新税?海关、殖民等税还好说,要是工商和金融税,那就得跟东西院好好战一番了。

计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关税收来补贴江南,这是建立在南北形势缓和,关税会有大幅增长的预估下。为了不出意外,八月时还是修订了明年的预算,从各个渠道攒出了三百万,在工商和金融税上也有所增加,东西两院还发了不少牢骚。

李肆也在微微叹气,没错,这事涉及到的其实还是英华与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华三年里为江南作巨额补贴,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乐意。此时英华人,视江南人绝非夷狄,却怎么也难完全当作自己人。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让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帮人在定下漕赋之策时,并没有想得太深,更没料到江南农人的不安、不满等负面情绪都汇聚到了漕赋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说第二点:“方才说到官府下乡必须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资本已及江南髓里,却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赋。”

“借着南北大势,英华资本虽占了江南,取代了满清皇商官商,有利于江南民人一面,但因无官府这层皮面,害民一面也显了出来,尤其是在粮业上,漕赋尤重。”

“我英华资本自龙门入江南,就开始侵蚀满清漕事,漕运由粮改银后,粮商更没了束缚。南洋米商推着粮代深入乡镇,把粮价打压下来。江南粮商借此以低价从粮农手里收粮,转运北面获厚利。每年数百万石的漕运更是他们眼中的铁饭碗,粮价每石压低一分银,他们就有数万两的稳利……”

“江南米价近于一体,城镇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粮农却怨声载道。江南跟两广福建不同,两广福建务农者最多占一半,一半里种粮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户里,务农者十之七八,种粮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满清官府在粮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华粮商和粮代吃下,我英华粮业正重压着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刘兴纯和李方膺都同时点头,这才认识到官府下乡的重要性。不是说官府下乡就能解决这问题,而是要解决这问题,就必须有深入乡镇的官府。通过基层官府获得更迅速更准确的民情,通过基层官府管控粮商以各种不当手段得利,没有基层官府,朝廷在粮业上的各种调控法令也难以执行。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粮价太低。

宋既谈到这一点时,也觉这个问题很复杂,只简单谈了两点。

“一是我英华商货大通,多了南洋米调剂,北运粮商又为获利而借势打压,米价自然会低,这是常识。”

“另一面所涉更广,英华商货冲击江南,江南产物又多为丝绵等廉价原料,白银不断南流,江南本地渐渐短银,银贵物贱。江南米价比广东还低,这怕还是主因。”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李肆都没认真留意过,心中也是一震。当年他曾经以“殖民江南”统称英华的江南攻略,现在江南得手,英华资本也稳稳扎根江南,却生出了诸多害处,看来还真是朝前多走了半步,比喻有成描述的迹象,这就是分寸问题。

由漕赋一事,就牵出了人心之隔、江南改制、资本之害和经济运转等一大堆问题,众人都觉得脑子有些应付不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刘兴纯不太懂经济,听得眼晕,赶紧请教。

没想到宋既摊手耸肩:“我也就只能选出最容易入手,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剖析来由根底。”

哗啦一声,李肆抽出一把折扇,抬眼望天花板,呼呼扇了起来,三人对视,都道皇帝也在挠头了,现在可是十二月……

这扇子大家常见,扇面素白,写着“万仞险峰步步攀”七字,是李肆找国中书法新秀,通事馆汪由敦题的字,皇帝这是时时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不要冒进。

看着这呼呼翻着的扇子,李方膺忽然两眼一亮。

他猛然离席,朝李肆郑重拜下。

“草民有一策!若行此策,江南乱相,迎刃而消!”

李肆等人都盯住了他,不知道他要发什么惊人之语。

李方膺朗声道:“陛下可广诏天下,还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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