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 草上匪 著
第十一卷 第五百九十七章 拥皇帝,正大义

“自先皇顺治起,朝廷就在乡间广谕民人,以《圣训》教化人心,这与你所言之乡约有何不同?”

“均平之言,是视人有男女老弱、心向上下之差。人既有差,家业也将有差。日积月累,丁多勤俭之家得业,虽小农也能得百亩田地,丁少怠懒之家败业,虽万贯家财也不余一文,此平由何处而均?”

“至于井田制一事,而今天下,千年变幻,沉积已定,如何重行古制?汉时王莽所行,便是借了儒家所言,以儒乱政。国与家毕竟不同,国事根底,千头万绪,为君者要衡诸方之利,而非照尔等臆想之语行政。”

从曾静交上来的作业里,雍正欣喜地看到,这个穷酸是在真心悔改了。但曾静还在坚持,只有吕留良所述那一套政制,才能清除华夏顽疾,度那五德转运之劫。

因此雍正也认真地教导着曾静,希望他能在这条正确而光明的道理上再进一步。为这个曾静,他顶住了满朝堂的压力,如果曾静不能表现出透入骨髓的忏悔,又怎能对得起自己这番心血。

雍正这番教诲,所涉及是国政实务一面,用上了诸多他家学思,更是只埋头读儒家经典的曾静这等穷酸所未能触及的新知。这些东西,曾静如果能南行广东,甚至继续就在永兴县学里呆着,其实就能接触到,可惜,到了北京,却是从雍正这里听得了仔细。

批阅完毕,将折子交给等候在旁的南书房行走,雍正拍拍发热的额头,对着书案上那一大堆奏折皱起了眉头。

这都是求请尽快诛杀曾静的本章,开头只是刑部跟雍正对着干,现在是整个朝堂都沸腾了,都认为雍正继续留着曾静张熙是坏了一国人心。

如此反应,让雍正既喜又忧,喜的是,这些朝臣是在借曾静之事,向他表绝对效忠之心,是为他这个皇帝的位子,为他的脸面着想。忧的自然是在跟他捣蛋。

矛盾之下,雍正就不好对这些朝臣太过强硬,免得伤了臣子们拳拳护主之心。

思来想去,雍正叹气,摊开折子,再写了一封上谕。

首先,雍正认可并且赞扬臣子们的用心,其次,雍正再次强调,曾静不过是学识粗鄙,受了吕留良遗毒。吕留良遗毒之深,远不止曾静,天下怕是有千千万万。将曾静简单地诛杀了,这些人的遗毒就很难清理了。

因此雍正希望,臣子们能齐心协力,帮着他一起完成这一桩诛心工程,涤荡这一国人心,大家团结起来,为抵抗南蛮,为光复华夏而努力。

这封谕令用词之恳切,一改雍正往日严厉作风,让朝堂臣子们娇躯一震,撒泼打滚的激烈手段不好再用,虽没停了闹腾,言辞却温婉了许多,让雍正终于松了口长气。

雍正跟朝堂缠缠绵绵之际,雍正四年八月,《大义觉迷录》终于成书。雍正再度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给每省递去样本,让督抚在当地复刻刊行。

这是大清有史以来最大一桩官印事业,除了京城百官、国子监诸生,每省从官到学子,雍正都要求人手一本,甚至乡间一般民人也能看到。当然,印书的钱,就得由民人来掏,地方官府奏报数目。

这个数目就很吓人了,在李肆那个时空里,仅仅只是台湾一府,知府就奏报了1230本的数量,全国总数怕不下上百万本……

跟李肆之前时空里的《大义觉迷录》相比,早产八九年的《大义觉迷录》差别不大,分为四卷。第一卷是早前雍正对曾静投书的驳斥,这部分言论,朝堂和地方官府都基本熟悉了。第二卷则是雍正跟曾静的对话,当然,在书里为了凸显皇帝的威严,雍正的问话都是大字,曾静的回答都是小字,而且还不提姓名,而是自称“弥天重犯”。

第三卷是雍正为曾静之罪开脱的内容,包括了在荆州和京城审讯曾静的内容,以及雍正跟臣子们讨论该如何处置曾静的多道奏折和谕旨。前半部分是显示曾静是受吕留良学说蛊惑,以及曾静自己有所悔改,后半部分则是从雍正和朝臣的讨论中,应证曾静的确罪不至死。

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因为雍正必须要将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绑在一起,所以这里他掺进了一些私货,借驳斥曾静关于他雍正篡位和残害兄弟的言论,彰示他得位的正当。这部分内容在第一卷里也有所铺垫,如今结合起来,宫廷斗争的内幕,至少是从皇帝口中道出的宫廷斗争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堂对第三卷内容自然也很熟悉,但民间却由此大饱眼福,他们还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国政来往,甚至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皇帝的秘闻,即便只是驳斥谣言。实际上大多数民人,都不怎么清楚这谣言的真正面目,这下却由皇帝自己说了出来。皇帝是在辟谣,可辟谣的效果……往往与辟谣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第四卷收录了雍正关于处置吕留良和其门徒,以及相关人等的谕旨,这还不是正式的定罪。跟李肆那个时空相比,多出了数落吕留良后人叛逃南蛮的指控,同时将吕留良学思广传民间的罪责推给了南蛮,由此避开对康熙“仁治”的牵连,同时也替江南官场作了开脱。

最后部分则是曾静的《归仁录》,也就是曾静自己的悔过书。曾静在这部分里总结了自己的认知之失,自承学识浅薄,没有明白人伦乃是华夏之根。

曾静总结说,“今日之正义,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我所性之固有。”

他忏悔道:“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天之道,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

黄埔无涯宫,李方膺一脸惭愧地对李肆道:“沈在宽依旧顽固,虽承认理学确实不合如今时局,华夏也非靠理学才能成其为华夏,但他仍旧认为,他所作没错。他说,以利导世,为祸太深,只能靠孔孟正道,才能驱逐鞑虏,光复华夏。”

李肆将一本书给了李方膺,笑道:“无所谓,只要他能承认,理学不是天生就能统治人心的东西就好,反正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书你可拿给他,让他看看,他北面的同行是什么面目。”

李方膺接过书,正是《大义觉迷录》,再粗粗一翻,皱眉道:“这曾静……可是咱们治下之人,就这般被雍正拿来揉搓,咱们这一国的脸面何存?”

李肆淡淡道:“此事跟一国脸面有什么相干?朕还巴不得有更多人北投满清,与其让那些天生要作奴才的人在我英华一国里捣蛋,不如放他们去北面。”

李方膺也笑了,的确如此,那些个死不悔改的腐儒,最好是都学曾静一般,跑到北面去。

接着两人相对叹气,这是不可能的。还满心坚持着自己那臆想世界的腐儒,在国中也许还有一万,但能像曾静这样还有一腔血气,敢于丢开英华现今蒸蒸日上的前程,悍然北投,怕是再找不出十个来。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人不止人才,更是人心。

接着李方膺担忧地道:“雍正在人心上如此大动干戈,这南北局势还不知要如何变化。”

李方膺只是民间身份,李肆不好跟他深谈国政,同时李方膺这话也要纠正,只是笑道:“这就是大动干戈了?热闹的还在后面。”

李方膺瞪眼,将国政乃至皇室密辛都广告天下,几乎每个学子人手一本,这还不是大动静!?如此景象,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杀胡惟庸时,印书天下,昭告胡惟庸等反贼之罪,动静也比不上现在。

李肆像是自语地低声道:“雍正这是要跨出第二步……”

雍正登基后,前四年就忙着两件事,一是清除异己,稳固龙椅,一是收紧银根,搜刮钱粮。为此他不得不向李肆低头,保持着诸多默契。如今两件事他都办得差不多了,但他很有自知之明,英华这四年里跨出的步子更大,国力膨胀更为惊人,他即便是要守住北面,也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

雍正要得到更多人死心塌地的拥护,要得到更多的钱粮来成军,为此他就必须获得更大的权柄。而将曾静一案与大清一国的根基联系上,就能更深层次地搅动人心。

读书人以为,出书就足以搅动人心了,可对权柄在握的人来说,这远远不够,除了杀头,还得作另一件事。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张廷玉对雍正道:“成书仓促,不仅有诸多学思未能彻底批驳,书中还有一些细节,还容易导那些愚人思及宫闱之事。”

雍正也注意到了,书中关于他得位之事的辟谣,惹人更加生疑。此时他还没想透,就问张廷玉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道:“就该将此书如早前宣讲《圣训》之事合在一处,派出得力学士,深入地方,细细宣讲,既能将书中未尽之理讲透,也能防止人心误入歧途。”

这办法好,雍正连连点头,他也有了想法:“书中驳斥吕留良之说,碍于主旨和篇幅,确实未能讲透。你可另寻名士,深入批驳,另成一书,跟《大义觉迷录》一同去地方宣讲。”

张廷玉拜道:“臣正有此意,本已寻了方苞、顾天成等名家,将吕留良余毒好好涤荡一番。”

当雍正点头时,张廷玉心中狂喜,这下好了,遗祸华夏数百年的浙党余孽,将因吕留良之说被彻底毁贬而彻底灭绝……

有张廷玉推手,曾静吕留良案,在《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之后,再起一波高潮。

清廷从翰林院选出若干翰林,奔赴各地,掀起一波宣讲风潮。这些宣讲使加上地方官,目标是将《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尽可能传播给天下人,堆场次,凑人头就是功绩。

宣讲会一场数百人、数千人,在陕西甚至有两万人的宣讲大会,人人手握《大义觉迷录》,随着主讲人声嘶力竭地呼号,如旗帜一般挥舞。在雍正四年的八月,但凡官场、读书人,乃至地方乡绅,不拿到一本《大义觉迷录》,不参加一场宣讲会,都自觉是不忠于朝廷,不忠于皇上。

宣讲会不止是《圣训》、《大义觉迷录》,张廷玉牵头,方苞、顾天成等文人动手,《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的内容也广传天下。这本书更从学理上,彻底打倒吕留良之说,尤其是“纠正”了华夷之辩,将其导入君臣大义的“正确”道路上。

当李肆得知,四川、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英华与满清交界处,清兵加强了防备,对双方来往商贾开始作严苛限制时,他对内廷司谕杨适说道:“召集与江南事有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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