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 草上匪 著
第六卷 第二百九十六章 黄宗羲就书生一个……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里说到了这个“积累难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时候,只有贡、助、彻,也就是按田亩收实物税,到了魏晋,变为租和调,租是按田亩收粮食,调是按户收布帛,而到了唐时,又多出来庸,按人头收布帛或丝麻,赋税的租庸调体系成型。

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这是早一轮“摊丁入亩”),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梨州先生大才,这积累难返之症是看出来了,但他对此症的诊治之策,却是肤浅。”

在原本的历史里,薛雪是与叶天士齐名的神医,他跟徐灵胎一样,都是因亲人得病而半路成医的。在李肆搅乱历史之后,这个极聪明极有才气的年轻人,也跟徐灵胎一样,在英慈院被“蛊惑”,投到段宏时门下学天主道。

虽然时日尚短,但掌握了段宏时以真剖史的方法,学通了被段宏时丰满过的《天演资本论》,薛雪的政论之学已经小成,可说是小得段宏时李肆的衣钵。他的专长领域接近于李肆前世之“政治经济学”,在白城书院任这太平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

“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薛雪却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城书院开讲。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得失为目的,听得学生们大呼过瘾,一个劲地庆幸自己没有学其他人跑掉。这般内容,换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历代朝廷,都不会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段宏时的提点,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英朝也正处于抉择路口,年前薛雪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更为实际的赋税制度上,他今日所论,也有不少是从段宏时那搬运过来的,而段宏时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少是李肆的贡献。

今日借黄宗羲之论说到赋税,学生们早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的是薛雪竟说黄宗羲对这积累难返之症开出的药方肤浅?

“狂妄!”

史贻直恼怒不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驳斥,却被汤右曾拉住了。

“听他说下去嘛……”

汤右曾话里也压着火气,黄宗羲是谁?承明续清的文山泰斗!虽然不仕本朝,以前明遗民自居,但“黄门弟子多时贵”,更是满清汉臣所敬仰的学问大家。明亡之后,黄宗羲对清廷还算恭顺,甚至还在修《明史》等事上诸多配合,清廷也未刻意贬损他。听到薛雪如此不恭,两人都很是着恼。

“梨州先生认为此积累难返之症的根结在二,一是君王朝廷无怜恤之心,欲壑难填,二是以钱以银为税,所税非所出。梨州先生认为,解此症结,一是以所产为所税,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论皆书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薛雪一点也没在意学生们的惊诧,继续侃侃而谈。

“钱银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们已经谈过,钱银兴,人世旺,此乃天道显于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前明太祖和梨州先生的想法一般无二,虽然难做到田税尽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绝不愿银钱沾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条鞭法,否则再难维持政治。”

“至于方田之法,更是书生怀古,老调重弹。早前我们也讲过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县。根底已不一样。而赋税一事,更非单只朝廷与百姓之事,之间还隔着州县官府乃至田地属权两层。方田之法只论施政对象,不论施政者和经手者为何人,那就如书生一般,将自己代作朝廷和州县官府,只当是浑然一体,将天下与百姓比作白纸,肆意勾画,这不就是那般只知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见么?”

薛雪显然是对这问题研究得很深,喷起来心气十足,不仅学生们都愣愣地听着,汤右曾和史贻直也按下了火气,要听他到底能丢出什么干货。

“梨州先生对这积重难返之策,并没有完全看透!”

薛雪继续发着惊人之语。

“此症不止是在田税和力役上来回周旋,更是在朝廷与地方的正税和杂派之间来回周旋。”

“国要君王彰贵,养官备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县也要兴教化,断是非,治安缉盗,修渠筑堤。但历来朝廷都不会任由地方在财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县的正税,只够供养官吏、学官生员等等。其他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历代州县官府,在正税之外都有杂派,这无关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薛雪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郭,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

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

“外儒内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这财税上的争夺,绝难停止,这才有积重难返之症。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但在谈如何解症时,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这说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识到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

薛雪的总结很清晰,华夏财税难题,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而具体的缘由,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总是找地方下手,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所谓正税,自然就是朝廷的钱。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不是州县治理凋乏,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很少注意到前者。

“修路造桥,治安捕盗,这不过是细枝末节,只要尽心教化,人心安稳,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这薛雪,果然只从段老头那学来吏员之术,舍本逐末!”

听到这里,史贻直嗤笑不已,治世不问人心,就在这些事情上计较,果然是被银钱熏坏了脑袋,这英朝之官,若都是这般见识,他觉得自己脱困之日已经不远。

“且听听他有何高论……”

汤右曾虽然也没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但身处朝堂,这“末”反而是他更关心的问题,跟读什么圣贤书比起来,这才是治国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他可不像史贻直这种还没脱掉翰林气的年轻人那般,觉得“教化”才是治国之本。

正好有学生问了,这积重难返之症,到底该如何破解?

还有学生问得直接,眼下这英华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异于前朝之举?

薛雪呵呵一笑,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

“历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争一块饼,而且是亲手来分,因为历代都是以一为根立国……”

接着他又画了两个圈,跟之前那个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个,左右两个,相互套起来的三个圈。

“我英朝新国,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农人,大家一起来分。有人做评断,来定这饼多大多小,有人来商量该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来监督分的过程,总之要让民不觉苦,州县不穷,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薛雪只扯了一个开头,后面就说得含糊,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汤史二人也很不满意,史贻直觉得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就随口忽悠,又准备出声嘲讽,却听薛雪再道:“具体要如何行事,或许不久后,诸位就会从天王令上看到。”

“这是李天王要伤脑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李天王早就把我抓进天王府拜为中书令了。”

薛雪一脸笃定地微笑,肚子里却如此念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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